“九命”制度,原本在各品级上杂乱分布的军号,变得分布匀称、结构清晰了;同时一个与军号分立的文散官序列,也在军号的强劲“拉动”下呱呱堕地,并已明确无误地呈现为“本阶”序列。这个序列的渊源及进化历程,在史籍中原是斑斑可考。
下面,就已到了总结本文各节论点的时候了。首先我们在有关史籍中发现,西魏“九命”中已经存在着两个并立的散阶序列了:一个军号序列和一个散官序列。当上溯汉代禄秩体系,下观唐官品中的职事官与文武散阶体系之时,我们认为对于官员等级制从“职位分类”为主到以“品位分类”为主的演进历程,“九命”体系构成了重大转折之点。其次,从西魏“九命”中军号和散官的排列看,我们认为其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并进而以充分的史料,证明了二者的“双授”惯例的存在。第三,我们转向此前的时代考察“双授”的渊源,发现这种“双授”在北魏就已萌生,在北魏后期它就已迅速泛滥开来并成为“时尚”了。最终,本文的分析说明,魏末的“五等大夫”等散官的普授和“双授”构成的名号滥授,有力地促进了有关散官向“散阶”的进化;尤其是“双授”,它使在“本阶化”进程中先行了一步的军号序列,得以发挥出一种特别的“拉动”作用,从零散而不成序列的各种散官中,“拉”出了一个整齐完备的文散阶序列。这也就意味着,包括散官普授和“双授”在内的名号滥授,本来是一种无可置疑的政治弊端,然而就是从这种“弊端”之中,发展出了一种颇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
以上讨论,当然远没有结束我们的研究兴趣。我们的视野,进而及于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在南朝政权下,就没有发生相近的制度变迁呢?在西魏北周出现了如上改革成果之时,在东魏北齐又发生了些什么?对学者向来关注的南北朝与隋唐制度源流关系问题,上述官员等级制度的进化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新认识?不过一篇文章显然是容纳不下这么多内容的,为此我已另外成文专论,就不赘于此了。
[1]陈苏镇:《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下面引用此文时,不另出注。
[2]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书札记·官品排列次序”条,中华书局,1985年。下面引用此文时,不另出注。
[3]为免枝蔓,相应的考述我已另成《西魏北周官制的尚左尚右问题》一文,将刊于《北大史学》第5辑。兹不赘述。
[4]可参看杨百揆等:《西方文官系统》,“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章。
[5]对于汉代,我们有理由把爵位的因素排除在外。正如《通典》卷36《职官十八》所言:“二汉并有秦二十等爵,然以为功劳之赏,非恒秩也。”
[6]《旧唐书》卷22《职官志》。
[7]《通典》卷34《职官十六》,贞观11年令。
[8]就职务与本阶分离业已为二而言,我们认为这已经具备了“品位分类”的最重要特征。当然,我们也不想把文武阶官制与现代的“品位分类”制完全等量齐观。阶官皆有官名,这就不同于现代。俸禄、礼遇及其他各种特权,是取决于职事官还是本阶,这在各时期都有很复杂的情况,并在经常变化。唐制,“与当阶者皆解散官”,散官与职事官同品就要解除散官,这也与今有异。唐初俸钱依本品授给,乾封、开元时则改按职事品授予。但唐代后期由于“使职差遣”逐渐盛行,不少职事官又趋于“阶官化”了,至宋初遂演变出以“寄禄官”为本阶之法。不过元丰改制后,复以散官为寄禄阶官。对唐代阶官,可参看马小红:《试论唐代散官制度》,《晋阳学刊》1985年第4期;张国刚:《唐代的阶官与职事官的阶官化论述》,《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2期;黄正建:《唐代散官初论》,《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2期。对宋代阶官,可参看朱熙瑞:《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第10章第3节“官员的品阶、加官和俸禄”,人民出版社。
[9] 按,此《造像题字》无年代,毛凤枝《关中金石存逸考》卷十谓近于后周作品。今由平东与右银青光禄之“双授”,知其必为北周之物无疑。
[10] 1999年6月下旬应邀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访问期间,刘淑芬女士介绍所藏石刻拓片整理工作,其时得见。特此致谢!
[11] 隋开皇年间的造像题名沿用前朝官号,其例又如《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四开皇六年《龙藏寺碑并阴侧》,其题名列衔有云“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内邱县散伯”者,“跋语”考之《隋志》,谓“然则此数人者,皆齐官而非隋官矣”。
[12] 《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许逸民先生《校勘记》(第946页),据《文苑英华》及屠本谓“车骑大将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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