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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唐代礼制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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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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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第三个特色，显示了作者的独特眼光。可以看出，作者读书很细，对于前人未发之覆常别有所解。例如，对于P.2622写本中“三品已上坟高一丈二尺，五品已上坟高九尺，七品已上坟高七尺”的规定，正确指出这是《唐会要》卷三八所载开元二十九年敕改葬制之后的规定（154页）；又如对于王梵志诗“天下恶风俗，临丧命犊车。男婚傅香粉，女嫁着钗花。尸枥阴地卧，知堵是谁家？”的解读，能结合犊车在唐代吉礼中的使用，说明这首诗的原意是批评居丧而婚娶的恶风俗，较之前人所解更近其实（356-358页）。
不过，本书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不足之处。首先，就整体而言，本书内容虽极为丰富，却略显芜杂，其论礼制的范围似失之过宽，如何将礼制与其它制度加以较为明确的界定，应是作者需要考虑的问题。每章各小节内容的归类也不是特别清晰，有同类而分开者，如第二章第十节为“李唐军礼”，第十一节为“李唐射礼田狩礼”，案射礼与田狩礼皆属军礼范围，观《大唐开元礼》即可明了，将它们与军礼并列讨论，似有不妥。亦有不同类而合并论述者，如第十二节却将皇帝巡狩礼与派往地方的观风俗使、巡察使、采访使等所谓“遣使巡察礼仪”及朝会礼仪置于同节讨论，亦非允当；第十四节将藉田、先蚕礼与养老尊师之礼一并研究，也似无多少理据。在论点提炼上，本书亦有进一步加强的余地。作者似乎无意将每章结尾的众多结论进行整合，而事实上，有些结论是否必要也还可以讨论，如第二章的第三十四条结论曰：“苏世长、李暠、臧思言、郑叔矩、路泌、胡证诸人不辱使命，不愧为大唐出色的外交官”（410页），将诸如此类的价值判断作为唐礼研究的一条独立结论，未见妥当。又如，作者试图对陈寅恪先生关于隋礼的三源说进行补充，曰：“寅恪先生说到的三个来源之外，隋朝礼仪还有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南北朝之前的古礼（汉晋礼仪与先秦礼制）”（51页），实际上，陈先生所指三源正是此前华夏古礼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其继承先秦、汉晋古礼乃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以此作为对陈先生观点的补充，似不必要。
其次，本书对于唐史学界已有成果的掌握颇显不足。我们能体会材料收集的困难，但重要的成果遗漏，究属憾事。如今的唐礼研究，毕竟已不是一片荒芜的园地，经过高明士、姜伯勤、金子修一、妹尾达彦等先生多年辛勤耕耘，已出现了不少出色的成果。新的研究只有以此为基础，才会有新的突破。虽然本书参考了甘怀真《唐代家庙礼制研究》、章群《唐代祠祭论稿》等一些近期成果，但仍有大量遗漏，例如Howard J. Wechsler 的《玉帛之奠》（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是一部专门讨论唐代礼仪制度的重要西文著作，其中对于郊祀、宗庙、陵寝、巡狩、封禅、明堂等都有所论列，本书未能参考。金子修一先生多年来发表的大量关于唐代祭祀、特别是郊庙祭祀的论著（最近，他已将其十篇相关论文汇集为一书：《古代中国と皇帝祭祀》，汲古书院，2001年），本书连一篇也未提及。高明士先生从礼法制度出发对隋唐两代的立国政策进行了极为细致的系列研究，与礼制直接相关者如：《隋代的制礼作乐——隋代立国政策研究之二》（刊于黄约瑟、刘健明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15-35页）；《论武德到贞观礼的成立——唐朝立国政策的研究之一》（刊于《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文津，1993年，1159-1214页）等等，都是将礼制变化与隋唐政治、社会演进相结合的佳作，本书亦未参考。对已有成果的忽视，使得本书在强调隋唐礼制对于古礼继承的同时，对此期的变化，即能反映唐代特色的方面似注意不够，对礼制变迁与政治、社会之关系的分析稍欠深入，使得一些讨论不免流于简单的描述。
例如，作者曾讨论了唐代的元会礼仪（230-244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特别重视渡边信一郎先生的成果，他深入探讨了从汉唐之间元会礼仪的变迁及其与中国古代国家体制演进的关系，使人耳目一新。如他分析了汉魏上计吏的委质礼与隋唐朝集使所行的舞蹈礼的差异，认为前者带有官员身份性的等差，后者则显示了在皇帝面前各级官吏在身份上的平等，这一切显示了汉唐间地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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