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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唐代礼制研究》述评

时间:2009-7-24 13:55:52  来源:不详
权威性,它不仅可以代律,而且可以破律(参看氏著《论唐格——敦煌本唐格残卷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年)。此外,作者有谓:“唐代以前,统治者实际上是利用礼制对上层社会进行引导,使其安于既定的地位与名分;利用法制对下层社会进行控制,使其行为不致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153页),”唐以前的礼与法的功能可否作如此清晰的划分,相信学界会有不同的看法。
  第七章《唐代的礼制与社会》,可谓本书的精华之一,作者将礼制研究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相结合的努力在本章得到充分展示。他试图找出唐代礼制调整所反映的社会变迁的背景,首先,通过研究唐人服纪制度的调整,作者发现:“唐礼中的服纪制度强调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联系较为密切的那些家庭成员,而不是古礼中的服纪制度所强调的形成宗族、家族的标记的血缘纽带”(180-181页)。他认为,唐代前期是“缘情制礼”原则逐步确立的时期,服制调整前后的关键差异在于母族、妻族在服纪中地位的提高,而这一特征正是将家庭与宗族、家族区别开来的标志。其次,作者认为在唐代,政治性的宗法关系逐步代替了血缘性的宗法关系,宗法观念的重心也在发生转移,即由孝于家、孝于父转向强调忠于国、忠于君(193页),他还分析了这种变化带来的一些后果,如皇室家人之礼的混乱、官员夺情的大量存在等。最后,作者还揭示了唐代礼制下移的趋势。显然,作者力图将唐礼变迁的轨迹置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氏族—宗族—家族—家庭的演进的背景之中,这使得其分析不流于泛泛之论,给人许多启发。不过,在具体的论述中,也间有可以商榷之处,例如,在论述唐代旧族的衰落问题时,作者说:“旧族沦胥的直接原因并不在于唐代统治者的抑制,倒是社会上冒称名族的恶习发挥了真正的作用,而这一恶习的发端正是《氏族志》与《姓氏录》的修撰。”(183页)作者的逻辑是:《氏族志》与《姓氏录》的修撰造成了冒称名族的恶习,冒称名族的恶习使得旧族沦落。这种结论恐怕与唐代士族问题的实际情形相去甚远。另外,作者所指唐代仕宦之家的道德沦丧系由忠、孝两种观念的次序改变造成(201页),恐不尽然。而作者又说:“检两《唐书》,仕宦子弟败德之事,何止一端。其中原因,当然不少,但孝道在唐代官僚集团中遭到忽视,无疑是症结所在。及唐亡之际,文武百官竟无赴难殉节之人,以致旧史家为之叹恨不止,可为一证。”(201页) 按百官无赴难之人只能说明“忠”的沦丧,何能说明孝道的被忽视?又岂能说明这是忠先于孝的观念改变所造成的结果?
  第八章为《唐代的礼制与政治》,作者指出,唐代通过种种礼制变革,重新调整了诸神、神人及君臣关系,皇帝获得了仅次于昊天上帝的地位,已经与五方帝并列,并凌驾于岳镇海渎等诸神之上,结合宗庙之礼在天宝之后凌驾于诸礼之上的事实,作者认为唐代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礼制体系,“尊君是其基本精神,等级严明是其主要手段”(218页)。 应该说,这种分析是很有见地的。作者又分析了仆射上仪及百官路遇礼仪的前后变化,证明百官的实际地位取决于与皇帝的亲疏和权力的大小,官品不是唯一标准。不过作者引《唐国史补》关于仆射上仪变化的记载之后,说:“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观察到唐代礼制的下移及其所达到的程度”(238页)。 这倒是让人费解,因为此处所谓“礼制的下移” 与第七章所云似非同一层面的问题,然则究竟何指?在讨论武则天与礼制的关系时,作者曰:“及天授中,武承嗣又请立武氏七庙并追封父祖为王,武后将许之,宰臣裴炎谏曰……”(225页) 按作者所据为《旧唐书·裴炎传》,但据《旧唐书·高宗本纪》,裴炎在武后临朝称制不久的光宅元年(684)十月就被杀了,如何能在天授中(690—691年)有此谏言?《旧传》明显有误,而作者不察。
  第九章《唐代礼制与中国古代文化大一统局面的发展》,从“大小传统的渗透”、“区域文化的沟通”、“民族关系的融合”以及“华夏礼仪的传播”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国家礼仪与民间风俗的关系及地方良吏在以礼化俗方面的努力和功绩。不过,谈到唐代礼制对民俗的吸收,似不应忽略最典型的一例:即寒食上墓在开元二十年五月被编入五礼一事。另,作者举《旧唐书·李暠传》所载太原有群狗食死人肉的葬俗,来说明中原地区礼乐水准的下降(261页),但张广达先生在其《祆教对唐代中国之影响三例》(中译本刊于《法国汉学》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143—154页)中已经指出,这段记载是祆教葬俗的一种反映。这种葬俗在当地有多大的代表性还很难说,以之证明中西风俗的交流则可,以之证明中原地区礼乐水准的下降则似不妥。
  第十章《唐代的礼司与礼官》,首先分析了唐代礼司的组织结构与职能转移,认为唐代有一个司礼之责由礼部向太常寺转移的过程,接着,作者又分析了唐代礼官的学术传承和职业素质,认为整体而言,唐代礼官有非专业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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