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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唐代礼制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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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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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玄宗以前的礼官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着较浓的家学色彩，而玄宗以后的礼官则更多地具有官学特征。”（284页） 这些分析都是富有启发性的。不过，本章关于礼仪使的论述却有商讨的余地：“玄宗天宝九载，置礼仪使，总领礼仪诸务，至德宗建中元年停置，三十年间，充礼仪使者八人。”（280页） 按《旧唐书·礼仪志》一明确记载：“开元十年，诏国子司业韦绦为礼仪使，专掌五礼。”在建中元年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关于礼仪使的记载，如《旧唐书·德宗本纪》上载：贞元四年（788）二月，“丁丑，以工部侍郎蒋镇充礼仪使。” 此外我们也不应忽视太常寺中直官的作用，据李锦绣先生的研究，乾元元年之前，太常寺中有礼直五人，贞元七年之后，则有礼仪直两员、礼院直两员（参看氏著《唐代直官初探》，刊《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397-398页），他们的专业性正是对礼官非专业性的重要补充。
可以看出，以上两部著作各有特色，陈著断代专史的色彩浓重，而任著专题研究的性质更显，二书特别是任著从不同方面对唐代礼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今后的礼制研究，似乎更应该从多角度出发，着力进行一些有特色的专题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唐代礼制研究的整体水平。同时，二书在吸收已有成果方面都有一些遗憾，这使我们深感学术信息交流的困难与重要，因此，本文所作评论原系拾遗补阙之意，绝无吹毛求疵之心，由于学识固陋，于礼学一道所知尤少，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望作者及诸位方家有以教我。上一页 [1] [2] [3] [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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