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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唐代礼制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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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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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的面貌及其与中央关系的巨大变化（《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仪礼》第II章，柏书房，1996年9月，163-193页）。本书若能吸收渡边先生的成果，相信会更上层楼。又如，作者用大量篇幅叙述唐代军礼的许多方面，但却对另一些更有唐代特色的方面寥寥数语，一笔带过，难免给人本末倒置的感觉。例如对齐太公庙（后称武成王庙）祭祀的处理（202页），按此祭祀不仅是一个礼仪问题，且与武举制度密切相关，关于这个问题，宜参考高先生的《唐代的武举与武庙》（刊于《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1989年，1016-1069页）。另，军礼之中又有大傩之礼，它本是唐代礼仪世俗化的一个佳例，姜伯勤先生早有精彩论述（《沙州傩礼考》，收入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59-476页），作者同样一笔带过（209页）。姜先生的另一篇大作《唐礼与敦煌发现的书仪》（《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425-441页）也值得重视，该文通过对开元前后书仪的研究，分析了国家礼典在民间社会的实行状况，以及其所反映的礼仪庶民化与简约化的趋势，但未引起本书的注意。至于本书第四章的两节，提出所谓蛮夷之礼与佛道之礼的问题，自是其创见，可惜停留在各自情形的描述上，并未将它们与中原王朝的儒家礼仪进行比较，探讨其互动关系，这不免令人遗憾。事实上，在这方面，学界也有了一些重要成果，例如那波利贞先生的《唐代の国忌行香に就きての考察》（收入氏著《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创文社，1974年，33-49页），以及富安敦先生关于武则天时期明堂与佛教关系的研究（Antonino Forte, Mingtang and Buddhist Utopia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stronomical Clock: the Tower, Statue and Armillary Sphere Constructed by Empress Wu,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88），都讨论了佛教对于唐代礼制的影响。还应注意的相关课题是道教与国家礼制的关系问题，从南北朝以来，道教一直有参与国家祭祀的努力，特别是岳渎祭祀与道教投龙的结合尤为明显。宗教礼仪与国家礼制的互动问题，应成为今后努力的研究方向之一。
再次，或因本非专攻隋唐史的缘故，本书作者对此期的一些史实稍嫌陌生，例如，作者关于隋代礼制的第十八条结论说：“南朝已有科举制度之萌芽，隋朝亦有此制之尝试。但隋时科举还只能视为九品中正制度的辅助手段，未见其为常制也”（50页）。这种论断恐怕绝大多数的隋唐史研究者都难以接受。若作者读过高明士先生的《隋代的教育与贡举》（修订本刊于《唐代研究论集》第四辑，新文丰，1992年，177—252页），当不致轻有此论，高先生早就指出：隋文帝开皇七年所建立的贡士制度，实际上就是常贡秀才、明经、宾贡三科的建立，九品中正制事实上已被废除。又如，作者曾有“李世民‘缅怀往载’，破杨素、薛举、王世充等强敌，杀兄夺太子位，冒险犯难，得天下殊不易易”之语（109页），李世民创业时的劲敌中无杨姓者，更遑论大业二年就已去世的杨素了。再如作者在解释《通典》册立皇后礼仪与《旧唐书·高宗本纪》所载立武后之礼的差异时说：“高宗立武后当用成书在后的所谓显庆礼，而上引《通典》所记分明是开元礼。显庆礼与开元礼既是一脉相承，又可能有某些差别”（79页），寻作者之意，似竟以显庆礼在开元礼之后。在第二章第一节研究唐代宗法观念时，作者花了较大篇幅讨论李唐氏族问题，是否必要，已有疑问，而误解之处亦复不少，例如，作者对陈寅恪先生“李唐在李渊以前其血统似未与胡族混杂”、“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族混杂，乃一较晚之事实欤？”的判断疑问道：“所谓‘较晚’究指何时？李渊以前若未与胡夷混杂，李渊作皇帝之后还会与胡夷混杂吗？此真匪夷所思者也。”（62页）看来，作者并未理解陈先生之观点，陈氏原意系指李渊之母独孤氏、妻窦氏（关于窦氏的族系，参看石见清裕《唐の建国と匈奴の费也头》，载《史学杂志》第91卷10号，198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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