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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台湾新史学的崛起与成就

时间:2009-7-24 13:55:54  来源:不详
学的结合进行。如前述刘翠溶等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一书中各篇文章的作者的学术背景就清楚地表示出来。作者中有麦克尼尔,是比较环境史学家;墨菲,历史地理学家和都市史家;贺子诺,植物学家;孟泽思,林业学家和森林史家;思鉴,考古学家;苏宁浒,水力学家;张宜霞,实验微生物学家;陆云,农业经济学家;董安琪,经济学家;刘翠溶,经济史家和历史人口学家;魏丕信政治史和经济史家;兰克,水利史家和分析地理学家;斯波义信,经济史家;马立博,社会经济史家;李伯重,经济史家;刘翠溶,历史地图学家和水力学家;程恺礼,公共卫生史家;费克光思想史家和疾病史家;安东篱,妇女及性别史家;桑保罗,哲学史家;邓海伦,疾病史和经济史;等等。这个作者群里,包括了(狭义)历史学家以外的历史地理学家、农业学家、林业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经济史家、哲学史家、水力学家、历史人口学家,拥有自然科学家或具有专门自然科学知识的社会科学学者,这才能胜任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作出象样的成果。但是目前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基本上处于各自从学科出发开展的,尚未达到有计划的合作境地。 其二、新领域的继续拓展。大的研究范围来讲是生态环境史、身体史、新文化史的开拓,在一些固有的领域里,许多新课题是别开生面的,如性别史中阴门阵,医疗社会史中的割股疗亲,心态史中的物怪,群体史中的慈善救济史,人口史的育婴、幼儿史,城市史和生活史中的消费空间与空间消费,宗教史与生死学的关系,民间日用类书的进入研究视野,均给人非常新鲜的感觉。这些新方向的拓延,表明新史学的探索精神、开放精神和研究的活力。 其三、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所谓文化史是新文化史,并非传统的文学艺术史、哲学思想史,而是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史,诸如过去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意识、民间宗教和“怪力乱神”的意识。学者在研究中注意观察文化与生活的联系,考察的是生活中的文化因素,文化所反映的生活,意识受生活的影响及其反作用。社会史于文化史的合作,是历史研究的理论升华,从对人类社会的现象的描述进到追寻人们为什么会制造那种生活,提高理性的认识。 其四、研究细致扎实。做学问本来就是老老实实的行当,应有认真负责的态度,不能浮躁,哗众取宠。观看新史学的著述,大多是资料翔实的,文必有物的,对新的研究者具有参考的价值。 五、新史学研究与西方史学及本土化讨论 一个民族、国家、地区的学术研究的开展,必须借助其他民族、国家、地区的经验、理论,但是如何借鉴则关系巨大,会影响到学术道路的平坦与曲折,学术研究成绩的多与少,台湾史学界因而重视这一问题的探讨。 (一)介绍年鉴运动及西方新史学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年鉴运动似乎没有怎么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到了下半叶情况大变,台湾学者留心于年鉴运动和西方新史学研究的动向,并有意识地从事介绍。七十年代末台湾学者召开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研讨会,有的学者论述年鉴运动创始人及代表人物布洛克、布劳岱尔等人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为台湾大学黄俊杰收编在会议论文集中[1]。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的何威编辑《年鉴史学论文集》,选编年鉴学派三代史家的八篇代表性论文,意图反映年鉴史学的进程和特点,中研院梁其姿等将它翻译出版[1]。年鉴运动的重要学者勒高夫等著《法国当代新史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于1993年印行它的中译本。《新史学》几乎每期均有对西方新史学专著的介绍,或研究情况简介,帮助读者了解西方新史学研究动向,汲取养料。 年鉴运动及当代西方新史学致力于推动史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对话,开展史学研究,令史学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学问,努力使史学研究全面的整体的历史,台湾学者接受西方史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新史学的方向和实践,正好与它的提倡相合拍,可知受到它的影响。 后现代的理论也影响到台湾学者,前述费思言的研究思路,辨析记载中的贞节烈女与真实的贞节烈女,就有着西方文本主义观念的痕迹。在全球化的今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思潮,人们不会没有接触,而会有所呼应。 (二)讨论本土化的问题     二十世纪下半叶殖民主义解体,多元文化和本土化成为世界性的思潮。所谓“本土化”,与本位文化相对应,是说将西方主流文化运用到本民族时,不要生搬硬套,而应充分考虑到本位文化的特点,有选择地予以接受。台湾学者陈其南在《家族与社会》表述了本土化的见解,他不满意于先前对西方学术理论的亦步亦趋的屈从,指出它的无济于事,而应致力于从本土文化中找出研究理论[1]。前述杜正胜描述台湾史学的历程即有盲从西方的阶段,故而研究成就不足,而后走了出来。近期讨论本土化的文章增多,信息对本土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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