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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台湾新史学的崛起与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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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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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社会群体与社会生活文化研究
梁其姿著《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作者在《导言》中说明她的研究是要“透过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历史，看社会经济改变与价值观改变的关系。”注意于“老百姓的价值观”[1]。她进行的可谓民间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社会史综合研究。
（戊）物质文化与生活礼俗研究
中研院史语所2002年12月14日－15日举办“物质文化的历史研究”，讨论物质与人类行为互动关系，系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之间对话，论人对物质使用方式、过程、出版、意义、变迁、人在其中形成的自我定位，涉及建筑、家具、服饰、乐器、灯烛、浴室、铁器、医药、轿子、图象，从生活礼俗、视觉文化、博物馆藏的认识。
日常生活史方面的著作、论文颇多，前述王尔敏的两部专著引人注目，其一是《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论述民间文化八个重点方面，即多神信仰、日常生活节奏、饮食医药与养生益寿法、日常礼仪规矩、应世规矩与关禁契约、玄理术数之信从、游乐才艺、风月调教。作者不写服制、屋宇、舟车，乃因这方面有制度，平民与绅衿官吏在某些方面不易区分，可知作者是写纯粹的平民文化生活[1]。王尔敏还著有《明清社会文化生态》一书[1]。在论文方面，发人深思的颇有一些。王鸿泰撰文：《从消费的空间到空间的消费——明清城市中的酒楼与茶馆》，认为明清时代人们去酒楼原是为饮食消费，成为一种消费空间，而后人们再去酒楼、茶馆，不仅是饮食，还将那种地方当作娱乐场所，向高消费方向发展，使它们变成一种空间消费，因此从酒楼到茶馆，显示休闲性的趋于日常化、普及化，它反映城市生活的发展变化，是城市公共空间日渐扩张的过程[1]。中研院史语所、暨南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于2002年10月在纽约举办‘明清日常生活’研讨会，这是三方面按合作研究计划进行的专题讨论，相信是会富有成果的，期待阅览他们的论文。
（六）社会文化史、礼制与礼俗
張寿安的《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1]，给人的直观感觉是论述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是表述凌廷堪礼制思想的，诚然如此，但是书中讨论了清代中叶礼学思想的兴起的社会与经济背景，礼学思想的社会实践，涉及到恤党赒里、约乡正俗、尊祖收族的民间礼俗，启发读者认识礼制思想在向民间灌输，影响俗礼的演变。张寿安随后撰著《十八世纪理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继续礼学与社会实践关系的探讨[1]。
熊秉真、吕妙芬汇编研讨会的论文，成《礼教于情欲：前近代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性》一书[1]，收有王鸿泰、張寿安、刘詠聪、叶汉明、汪荣祖、熊秉真等人的论文，文章论述到礼制与人情，妓女与文人，华南特殊婚俗，幼学发展与儿童关怀等专题历史。
（七）城市史
對於城市史的研究，据台湾暨南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陈怡行的考察，学者不是從社會史的角度切入，便是從經濟史的角度切入，而對“城市”這個實體空間的研究較少。他综合学者对明清時期城市的研究，认为经历了三次巨大變化，轉化成為我們今日所熟識且生活其中的城市。第一次的變化發生於明朝中期以後，第二次發生於清代初期，第三次出现於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1]。台湾学者对于城市史研究有着明显的加强趋势。中研院史语所与暨南大学于2001年12月19日－21日合办“中国的城市社会：十四－二十世纪”研讨会，探讨生活史、城市史研究潜力。台湾大学、暨南大学徐泓于2000年到天津南开大学讲演，题目为《明代南京国子监的空间布局》。王鴻泰著《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討公眾場域的開展》，对明清城市生活的特点作出著力的描述[1]。其他论著有：張玫玫的《住屋形式與文化》[1]；夏鑄九、王志弘的《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1]，漢寶德的《建築、社會與文化》[1]。王明賢撰文《城市的歷史與特徵：城市研究新動態》[1]，对于了解城市史研究动态应当是有益的，惜于笔者未能阅览。 四、新史学的研究特点
多年前，定宜庄对于台湾的社会史（实际是指台湾学者所说的“新史学”）研究作过如下的评述：“台湾学者对于社会史的研究，起步既早，起点也相对较高，在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对有关问题探讨的深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今天我们再看上述的种种具体研究，不难发现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的史学研究可以说进入新史学的阶段，以“新史学”为旗帜，大力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发掘认识深度，此外还有新的进展，就笔者认识到有：
其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生态环境史、人群生命史（医疗社会史）、新文化史。这些都不是历史学所单独能够很好完成的，都是各种学科联合进行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交叉进行，至少也是人文和社会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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