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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的历史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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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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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吃!——这一切都是我们的!”
被剥夺了全部生产资料和财产的富农按照中央政治局1月30日指令的处理方法被逮捕、判刑或强迫迁居。如在伏加尔中游地区，被剥夺的富农户达5万个，其中12%归入第一类，被逮捕判刑，40%归入第二类，全家迁居到西伯利亚、北极地区，48%归入第三类，全家迁居到本省区集体农庄地域以外的边远地区。1930年8月，乌克兰、伏尔加河沿岸地区、中央黑土地区、北高加索及中亚地区各共和国党中央都下达了在秋播结束前尽快将过去被剥夺的农户迁出的命令。 这样，到1930年底，在全国被剥夺的大约40万农户中，有20%左右(77975户)的农户被迁移到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和欧俄北部地区。
与全盘集体化运动的高潮起伏同步，消灭富农运动也在1930年底掀起了第二次高潮。由于原有富农已经大体被消灭，这次高潮就更明显地表现出强迫性和命令性。1930年底财政人民委员会及其地方机关在征收1930/31年度税款时指出，“在富农没有被消灭的区”，富农数量“应该达到整个农户数量的3%(无论如何不得少于3%)”，“要向富农展开更有力的进攻”。1931年3月甚至成立了以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安德列耶夫领导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对富农进行剥夺、驱逐以及无偿使用这些劳动力的领导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不断收到强硬的指令，“迅速加强划分富农和对个体农户征税的工作”，“加速变卖富农财产的工作，克服地方机关在工作中的不果断和动作迟缓”，“完成划分富农和向他们征税的工作要有专人负责”，“要找出具体的责任者，使他们负行政的或法律上的责任”。那些在划分富农问题上落后的区的领导，都被指责为执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例如，1931年1月中旬，白俄罗斯财政人民委员部向联盟人民委员会报告说，他们采取了一切措施，以消除认为农村已不存在富农的机会主义观念，并扭转了这一思想潮流。这个问题曾三次被提到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和其它机关，制定出严格的书面指令，不断向各区派遣财政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并通过新闻机关向犯有错误的区“展开扫射”。两位区财政科科长被送交法庭审判，有42个区的村苏维埃主席受到批评，还有19人被撤职，40人被控告。总体上说，22.2%的村苏维埃工作人员受到处分。在1930年11月到1931年1月这段时间里，被征收个人税的农户数量增长了近50%，补征了约50万卢布的税款。1931年1月至2月，全国被划为富农并征收个体农户税的农户共272100个，占全部农户的1.3%。而在1930年10至11月这个数字是0.65%，也就是说在2—3个月内增长了一倍。但仍未达到中央规定的3%。而这272100个富农户，如果按以前的文件，只有不到一半的农户具有富农的性质。近年公布的档案材料表明，很多财政机关违反规定迫使中农，甚至贫农交纳这种只有被划为富农才须交纳的个体农户税。很多人因为在生产中使用了手工脱粒机和分离机(扬场机)，甚至因在市场上出售个人副业产品而被划为富农。 消灭富农的过程同全盘集体化的过程一样，也是极其迅速的。在第一次全盘集体化高潮中，富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几乎被消灭殆尽。据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按征税统计的材料，1929/30年度全国被划为富农的有70.81万户，到1930年秋被消灭的已有40万户，另有约20—25万户富农“自我消灭”了。 紧接着开始的第二次高潮中又重新划富农加以消灭。1931年间全国被剥夺的农户又有20万户左右。总的说来，仅仅在消灭富农运动高潮两年当中，就消灭富农110—120万户，约550—600万人，此外，还有67.5万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带。 直到1932年春才停止大规模驱逐富农的运动。实际上，从第二次全盘集体化高潮开始，所谓消灭富农的政策已经不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而纯粹是为了以高压手段消灭个体农民，他们或者被驱赶到集体农庄中，或者被做为富农驱逐到边远地区。
在消灭富农的运动中，扩大化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一些地区，被剥夺的“富农”达到农户总数的15%，被剥夺选举权的农户达15—20%。很多中农甚至贫农都被列入了剥夺的范围。如在斯大林格勒省，所有被作为“富农”剥夺的农户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农。在莫斯科省的24个区，到1930年5月25日，被剥夺选举权的有18000人，其中12500人都是不合法的。 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被错误地剥夺的农户有5000户，哈萨克斯坦9500户。& << 上一页 [11] [12] [1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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