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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的历史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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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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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在乌克兰一个叫作普洛维茨基的村子，有78户农民被剥夺，其中66户都是中农。甚至有这样的现象：有一个中农作为没收委员会的成员在村子的这一头正在处理富农的财产，而在村子的另一头，别的委员则在忙于没收他家的财产。 在斯摩棱斯克省的一个村，被村苏维埃列为实行非富农化的34个农户中，真正的富农只有3户。斯维尔德洛夫省盖尔岑斯基村苏维埃根据下列标准决定应被剥夺的农户：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剩余谷物；购买小块土地(房屋附近的)；两年内卖了一头母牛；卖过长筒靴底；卖干草给合作社等等。有的人仅仅因为他祖父是富农就被列为剥夺的对象了。 总之，在消灭富农运动中作为“富农”被消灭(包括剥夺和驱逐)的农民共300万人，约850—900万人，约占全部农户的6—8%。显然其中至少有一半人无论按什么标准划分，也算不上富农。 既然消灭富农的政策来得这样突然(甚至对党的高级领导人来说都是如此)，既然消灭富农的活动是出现在大规模的狂热的集体化群众运动中，那么，出现上述过火行为和混乱现象就是。
如果以为消灭富农运动仅仅出现在全盘集体化地区，那就错了。虽然在指令上和决议上谈到的消灭富农政策在名义上都是针对实行了全盘集体化的地区而言的，但是在当时那种狂热的情势下，即使在非全盘集体化地区，限制富农的政策实际也早已被人们抛到脑后了。在这方面，斯大林的暗示性的讲话不是没有作用的。1930年2月9日，斯大林在回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生的问题时说：“从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时起，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就成了主要口号，而在没有全盘集体化的地区，限制富农的口号就从独立的口号变成了补助口号，变成了主要口号的辅助口号，变成了使这些地区易于为过渡到主要口号准备条件的口号。”
这实际上就意味着限制富农的政策在非全盘集体化地区也已从属于消灭富农的政策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事实上非产粮区也在消灭富农，只是规模不如产粮区那样大。
在集体化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决定富农命运的问题是能否允许富农户加入集体农庄。这个问题在党内，甚至在政治局内一直都有争议。早在1927年3月，西伯利亚地区党的会议就认为，即使接受富裕中农加入集体农庄都是危险的，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则认为让富农进入集体农庄就好比“让山羊进入菜地”。 但有些材料表明，贫农常常反对将富农排除在集体农庄之外，因为集体农庄需要他们的耕畜和农具。加里宁在联共(布)十六大的报告中曾表示应当吸收富农，他认为“富农进入集体农庄的大门永远关闭是不对的”。 直到1929年下半年，还没有封闭富农进入集体农庄的通路。如在联共(布)十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很多代表认为，在全盘集体化的条件下，可以允许富农家庭加入集体农庄，如果他们完全同意生产资料公有化和遵守集体农庄的生活规范。
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定，各地区的情况也很不一致。例如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直到1929年9月30日以前，富农都是可以入社的。 1929年7月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党委在全体会议上决定，“鉴于最近时期最重要的任务是排除富农影响，以及在集体农庄中与富农的破坏活动作斗争，应当准许某些富农分子加入集体农庄。” 但是在1929年夏，北高加索地区党委关于禁止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决定就得到了中央的认可。10月，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也决定不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 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明，消灭富农的政策在斯大林于1929年底的个人名义突然提出之前，在党内并没有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甚至中央政治局集体化委员会也倾向于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该委员会曾对是否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经过一定考察期后接受部分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并在1929年12月18日(在斯大林讲话前9天)起草的中央有关决议第一稿中规定，允许一部分表示愿意服从集体农庄决议的富农家庭在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条件下加入集体农庄。但是在修改后正式做出的决议中却规定；“不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根据联合的集体农庄内的贫农和中农以及地方苏维埃的决定，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把它们变成集体农庄的固定基金，把偏远的和较坏的土地分给富农，把最凶恶的富农分子驱逐出境。” 12月27日斯大林以十分轻松而肯定的口吻宣布了富农的命运：“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 在整个乡、整区、整省甚至整个共和国的范围内实行全盘集体化的状态下，而不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于是富农的出路被堵死了，他们除了被消灭，被驱逐， << 上一页 [11] [12] [1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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