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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的历史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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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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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确的。如1928年底加里宁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嘲笑了那些想要剥夺富农的人。加里宁认为剥夺富农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缺乏建设性，他提倡通过国家和合作社等经济组织的有效的经济竞争来击败富农。 1929年6月2日《真理报》的社论也提出：“既不要恐怖，也不是非富农化(即剥夺富农——笔者)，而是要在新经济政策的路线上的进攻。” 直到1929年秋末，还没有任何人明确提出恢复剥夺富农的政策。党内的意见普遍认为“非富农化”没有任何意义，至少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说，出人意外地以个人名义提出了“消灭富农”的口号。斯大林以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出现了“日益增长的反富农巨浪”为依据，提出剥夺富农，并宣布：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在斯大林讲话以后，党的领导阶层才匆忙开始研究关于富农问题的新政策。1930年1月初，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建立了专门委员会，研究制定实行消灭富农阶级政策的步骤。参加委员会的都是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以及各主要产粮区的第一书记。该委员会于1月26日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草案。1月30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草案并通过电报下达给各地党组织。决议指示，在全盘集体化地区立即实行，而在其它地区则根据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实际开展的进程实行下列措施：废除关于租地和雇工的法律，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牲畜、生产用建筑物、农产品加工企业、种子储备等等。决议把富农分为三类，并分别提出了处理办法。一类富农——反革命活动和暴乱组织的组织者处以极刑；二类富农——富农活跃分子，特别是最富有的富农中的活跃分子，驱逐到苏联的边远地区；三类富农则分别迁居到本地区的在集体农庄地域外专为他们规定的地段。决议还要求，在2月至5月之内实现针对一、二类富农的措施，并规定在播种开始(4月15日)以前，应有不少于50%的富农被隔离。按照决议应剥夺的农户在产粮区为3—5%，在非产粮区为2—3%。
1930年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加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与富农做斗争的措施》的决议以法律的形式把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确定下来了。决议正式废除了许可土地出租和个体农户使用雇佣劳动的法律，并授权边区、省执行委员会和各自治共和国政府采取剥夺和驱逐富农的行动。 消灭富农的运动随着全盘集体化的扩展，迅速掀起了高潮。
2月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责成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两周内草拟关于安置被驱逐到边远地区的富农及其家庭的决议草案，提交审核。同时，还要求苏联农业人民委员会和集体农庄中央在三天内草拟关于消灭富农的具体指示的法令，并通过电报把法令的内容下达各地机关。第二天(2月4日)这项法令就拟定出来，并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然而，在正式的法令发出以前，各主要产粮区早已决定了消灭富农的具体日期。如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在1月20日就已经决定在2月4日以前消灭一类富农，2月5日—15日驱逐10000户富农(二类)，并为此专门成立了战斗司令部。除此以外，伏尔加河下游地区(1月24日)，中央黑土地区(1月28日)，北高加索地区(1月29日和2月2日)，莫斯科省(1月31日)，西伯利亚地区(2月2日)，土库曼共和国(2月1日)等都在法令发下之前就规定了消灭富农的具体步骤和期限。
这样，在主要产粮区到1930年夏季，大部分富农已经被剥夺。 据苏联农业人民委员会初步统计，到1930年7月1日已剥夺了32万户农民。 与1918年剥夺富农时不同，这次剥夺的富农财产不是分给贫农，在主要转交给集体农庄。如北高加索地区剥夺的1320万卢布中，830万卢布归集体农庄所有，相应的统计数字在西伯利亚分别为1500万和1100万卢布，在伏尔加河河下游地区分别为2470万和1270万卢布。其余的财产用来偿还富农欠国家的债务和分给贫农。 据农业人民委员雅可夫列夫宣称，到1931年中，集体农庄得到了从富农那里剥夺的财产达4亿卢布，这笔财产构成集体农庄固定基金的15%。 对富农的剥夺是狂热的和混乱的。3月28日国家政治保卫局关于农村情况的报告中谈到这种情况：很多基层机关工作人员和下乡的工人工作队成员在剥夺中，随意没收富农的财物，甚至从富农身上扒下衣服，自己分掉。发现了食物当场就吃，碰到烧酒当场就喝。他们的口号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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