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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的历史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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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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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另一方面，遭受人口过剩痛苦的农村贫农有时也埋怨我们，说我们妨碍他去当这种最殷实的农民的雇工。过分害怕雇佣劳动，害怕积累，害怕资本主义农民阶层，等等，这会使我们在农村采取不正确的经济战略。”农民的积累和致富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积累就是意味着对我国工业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种需求能引起我国工业的巨大发展，而这种发展反过来又能使我国工业对农业起良好的促进作用。”当然农民积累的扩大必然会导致富农经济的某种增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改变传统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不是禁止农民积累，禁止农民租地或雇工，所限制的只是剥削趋向和富农手段，而这种限制又主要是通过经济方法实现的。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布哈林提出了著名的“发财吧”的口号。布哈林认为：“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当贫穷；现在我们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要能在我国消除贫穷的政策。”
布哈林的主张在原则上是同布尔什维克党发展农民经济的路线一致的。过去，斯大林和苏联官方把布哈林的“发财吧”的口号作为他是富农阶级代表的标志，是极不公正的。事实上布哈林早在他提出这一口号不久，就在评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的《在革命的名义下》一书时顺便解释了这个问题。布哈林说：“据说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断言，我向党提出了‘发财吧’的口号，是指望让农村的掠夺者来收拾贫农。谁相信这是党的口号呢?实在说，很遗憾，我的表述方式引起了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多余的幻想。(这种表达方式无疑是对完全正确的论点即党应该采取提高农村福利的方针的错误的表达方式)”。 在1925年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会议、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苏联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都肯定了一方面鼓励农民致富，一方面限制剥削趋向，同时反对恢复剥夺富农政策的方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927年和1928年提出了加紧向富农进攻的口号时，对于富农问题在原则上的提法仍然是限制剥削并反对用行政手段剥夺富农。1927年8月9日，联共(布)中央提出把“最大限度地限制富农的剥削趋向”作为“全面加强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政策的一部分。这是提出向富农进攻口号的前奏。1927年10月12日布哈林在莫斯科省工会代表大会的发言中也谈到，鉴于从十四大以来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与中农联系的加强，“我们现在可以转向对富农和一般资产阶级成分施加压力”，并提出“加强对资产阶级成分，首先是富农的进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的改变了对富农问题的政策。在十五大的会议上，加里宁解释说，布哈林的“加强对富农的进攻”完全不同于反对派所要求的强迫征税和强迫征购谷物，那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 莫洛托夫也谈到：“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向富农做‘更猛烈’的进攻。很明显，我们必须这样做，这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我们所关心的是实行这一进攻的最好方法。党必须对此做出新的回答。” 所谓新的方法并不是根本改变限制富农的政策，而只是在租地、雇工、建立独立地段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对富农的禁止或限制。如在1928年7月的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坚决驳斥了关于要取消新经济政策，取消限制富农政策的“反革命滥调”。会议要求继续向富农进攻，但声明绝不是用所谓剥夺富农的办法。 就是斯大林本人在这个时期也是仍然主张限制富农的政策的，如他在十五大时谈到：“有些同志认为可以并且必须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去消灭富农，认为下道命令，盖个印，就完事了。这是不对的。这种手段是轻而易举的，但决不会是有效的。我们应当根据苏维埃法制采取经济上的办法去战胜富农。”
与国家帮助贫农的经济措施相同，限制富农的政策主要也是反映在贷款、价格、税收等方面。例如在信贷方面，对富裕农民和富农规定较高的利息率，限制富农经济实力的膨胀，并为国家增加积累。如1928年规定为贫农和中农提供的短期贷款年利为8%，而对富农和富裕农民则提高到12%。1929年则禁止对富农贷款。 在价格政策方面采取了消除季节差价，实行“商品干涉”等措施，以打击富农和私商的投机活动。在税收方面实行累进税率，提高对富农和富裕农民的征税额是限制富农政策是主要方面，通过这些措施限制农村上层农户的积累，防止农民的两极分化。
我们重点看一下税收政策。农业税开始是按照农户占有的土地面积制定累进税率，但由于土地大抵平均分配，不易体现对富农的限制。于是1924年4月30日制定新的农业税条例一方面扩大了累进税率，一方面把成年牲畜折算成耕地列入了课税范围，这样就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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