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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的历史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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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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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阶级属性上说，富农属于农村资产阶级，而富裕农民一般属于小资产阶级。这一点至少在理论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工人的劳动条件被剥夺为前提，那么，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夺，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 虽然马克思在这里讲得是一般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但在原则上同样适用于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确定富农成分标准主要应该根据使用雇佣劳动的情况，即应该把那些通过各种方式(经营土地、借贷、商业或生产资料租借等)占有别人劳动的农户划为富农。如果有必要对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的人数做出判断，那么从这个标准出发，根据上述种种统计材料，我们倾向于认为富农户在1926—1927年至多不超过农户总数的4%，而1928年以后，由于实行“非常措施”，很多富农“自我消灭”，同时雇工劳动和土地出租又受到很大限制，到20年代末富农户当在3%以下。其余做为“富农”(或笼统做为“富裕农民”)统计的人数，都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富裕农民。
关于富农的概念问题，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即在1930年秋季以后的全盘集体化第二次高潮中，对于富农的确定，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因为在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初的非富农化运动中，已经对大多数富农实行了剥夺，其中甚至还包括不少中农和贫农。此外，很多人变卖财产后迁移到城市或工地上。这样，至1930年底，在主要农业区消灭富农的任务基本上已完成了。这时确定富农就更困难了，尽管在制定“1931年统一农业税”时试图进行尝试，但是未获成功。加里宁曾抱怨说：“原有的对富农特性的规定几乎已成为过去，而新的规定还未做出。”但是，全盘集体化运动又要求必须驱逐和消灭富农，于是只好“权力下放”，由各地区自行处理。如1930年12月23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以及“1931年统一农业税法”都指出，“有关富农的性质由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边疆区和州的执行委员会根据各地条件加以确定”。其结果，很多地区便只好根据富裕程度去判别哪些人应列为富农进行剥夺。苏联档案材料中就记载了1931年1月11日北高加索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做出对富农的标准加以补充的决议，其中规定凡为赢利而使用雇佣劳动力从事运输业、开设旅店和茶叶店的人都应划入富农范围。这样，完全模糊了富农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界限，财产的差别逐渐地排在了第一位。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和富裕农民之所以容易被混淆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即大体上都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富有农户。既然新经济政策的宗旨就是鼓励个体农民经济的发展(当然同时也是促进他们在联合中得到改造)，鼓励农民积累和致富，因此，新经济政策在农村的各项具体政策如允许农民自由选择土地占有和使用方式，允许自由贸易，放宽对土地租佃和雇工劳动的限制，鼓励以商业性质为主的农村合作社等等，都会与富农问题(实际上包括了富裕农民问题)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是，富农与富裕农民在致富的手段上又有着原则的区别，富农是靠剥削雇工或其它方式占有别人的劳动而发财的；富裕农民则基本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致富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新经济政策对待富农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农民致富问题)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在各项具体的农村政策中——就是允许和鼓励农民致富，但限制剥削倾向或富农手段。
政策：限制富农倾向和消灭富农阶级
关于富农政策的第一次转变是列宁针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而提出来的。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政权采取了剥夺(革命前的)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政策。列宁对问题的提法是：“毫无疑问，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或者是富农把无数的工人杀掉，或者是工人把少数反对劳动人民政权的富农强盗的暴动无情地镇压下去。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我们把反对富农的战斗叫做最后一次决战。……所谓‘最后一次’战斗，这就是说，我国最后的人数最多的一个剥削阶级起来反对我们了。” 这正是1918年夏开始的贫农委员运动的宗旨。
然而，在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列宁预见到在新经济政策造成的经济环境中，随着农村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富农的力量也会有所增长，从而提出对待富农问题的新的政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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