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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的历史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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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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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十大的政治报告中，列宁指出：“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是意味着富农在现存制度下会比过去更多地生长起来。他们会在过去他们不能生长的地方生长起来。但是同这一情况作斗争不能采用禁止的办法，而应当从上面采用国家联合的办法和国家措施。”
在1921年12月党的一次会议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富农经济正在增长，认为出现农村资产阶级后，农民的均衡状况正在消失等等。后来，他又把这些看法写进了为党的十一大准备的提交中央的提纲。列宁在给莫洛托夫并转政治局委员的信中严厉批评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观点，认为“这一提纲不适用”，其中谈到富农问题时，列宁写道：“由于发展农业和增加农产品的极度重要，目前无产阶级对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政策主要应该是限制他们的剥削趋向等等。”“我们国家应该怎样限制和能够怎样限制这种趋向，应该怎样保护和能够怎样保护贫农，全部实质就在于此。这是必须研究的，也是必须要人们在实践中去研究的，而一般的谈论是毫无意义的。”最后，列宁建议由代表大会选出一个委员会，“委托该委员会收集经验，加以详细研究(在写出几篇文章以后)，草拟中央(新中央)关于部署农村工作的信，信中必须极其具体地指出，如何实行合作化，如何‘限制’富农而又使生产力的增长不致中断，如何进行全俄农林工会的工作，如何加强它等等。” 俄共(布)中央在1922年3月20日审查并拒绝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提纲，通过了列宁的建议。
列宁就是这样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政策，即鼓励农民生产和致富又限制富农和富裕农民中剥削趋向的政策。
新经济政策在农村实施的结果，正像列宁预见的那样，使富农的力量增长起来。这时在党内一部分人当中，首先是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反对派产生了恐慌情绪。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富农在农村中的经济力量，提出应该依靠法律手段反对富农。加米涅夫甚至在党的十四大上危言耸听地提出：“不是我们控制了小农，而是小农控制了我们。” 有人还提出了重新采取剥夺富农政策的问题。如在1925年1月莫斯科政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农民代表向政府提出：“你们号召我们改进耕作，实现机械化。这样我们就会得到发展，我们的收入将增加，我们将有更多的马、牛和机器，到那时你们会怎样呢?”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将把你做为富农加以剥夺”。 这种看法和意见显然违背了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和列宁提出的原则。因此受到全党的抑制和反驳。
1925年4月中央全会作出的决议仍然坚持了列宁提出的限制富农的政策。决议提出：“为了真正提高目前还是个体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农业，需要扩大农产品的商品率，因此要坚决消除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残余(如停止以行政手段对付私营商业和富农等等)，因为这种残余是同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所容许的国内市场关系的发展相抵触的。”决议特别要求：“要切实消除一切阻碍农民经济(其中也包括富裕的农民阶层)发展和巩固的行政上的障碍”，而只对那些放高利贷和进行奴役性剥削的富农采取法律的特别是经济的措施。
禁止农民致富，特别是以行政手段来对待致富的农民(无论是富农还是富裕农民)无疑会引起大多数农民的不满，严重地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必须首先把依靠剥削发财的富农和通过劳动致富的农民区别开来。正像李可夫讲的，一个在过去只生产两普特(粮食)的土地上，由于更有效地耕种和改进播种方式而生产了40普特的农民，值得奖励而不是谴责，一个善于经营土地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苏维埃劳动者。当李可夫听到一个报告说，任何一个有两匹马和两头牛的农民都被当做了富农时，立即针锋相对地指出，他希望两年后每一个农民都成为这样的富农。
布哈林在这方面做了更多的论述。1925年4月17日布哈林在一次报告中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保留了战时共产主义关系的某些残余，它妨碍着我们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富裕的上层农民和渴望成为富裕农民的中农，现在不敢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敢盖铁皮屋顶，因为怕被宣布为富农；如果他买机器，他就不让共产党员看见。高级的技术变成了秘密的技术。于是，富裕农民对我们妨碍他积累和雇工表示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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