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的历史考察 |
 |
时间：2009-7-24 13:56:02 来源：不详
|
|
|
增加了对占有较多牲畜的富农的征税额。 1926年起在农业税方面又改行按农户标准收入额计算税率的征税办法。 1927年1月12日列宁格勒《真理报》刊登了按年收入确定的各类农户的纳税率：收入在150卢布以下的农户，税率为4.75%，150—200卢布的为5.25%，200—300卢布的为5.75%，300—450卢布的为8%，450—600卢布的为10.5%，600卢布以上的为14%。据李可夫1926年10月提供的材料，15%的富裕农户和富农户支付了47%的农业税。 1924/25年度，贫农户平均每个家庭人口交纳农业税0.76卢布，中农户为3.09卢布，而富农户为11.03卢布。1926/27年度，贫农户平均纳税额降至0.22卢布，中农户略增为3.13卢布，富农户增到15.42卢布。1924/25年度至1926/27年度，农村中企业主农户(富农)的比例从3.3%增长到3.9%，而他们交纳的农业税份额从16.9%增至25.9%。此外，企业主农户在其它税收(手工业税、关税、地方税)中的份额也占13%左右。1928/29年度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富农的进攻，又对税收政策作了修改和增补，对少数高收入的富农户采取了单独计征税额的办法(即个别税)，即不是按标准收入，而是按实际收入额征税。这样，每人平均收入70卢布以上的农户每卢布征收的税额从1926/27年度的25戈比，提高到35戈比。比外，还对高收入的农户(在俄罗斯联邦定为400卢布)征收附加税。附加税率占原税额的5%—25%(但家庭人均收入低于50卢布的农户不征附加税)。 由于这些改进，占农户总数2.5%的年收入在700卢布以上的农户所交纳的农业税从1927/28年度占总税额的14.7%增长到1928/29年度的22.8%。 1929/30年度，占农户总数2.7%的最富有的农户，交纳了全部农业税的27.7%。 据斯特鲁米林的计算，收入在400卢布并使用雇工的农户其收入比贫农高出5倍，但纳税额则比贫农高出20倍。
应该指出，在提出加紧对富农进攻的口号以后，特别是为克服谷物收购危机而采取“非常措施”以后，在限制富农的政策方面，出现了很多过火的行为和过多地依赖行政手段的现象。例如在征收个别税方面，按照有关规定，其范围不得超过农户的2——3%，就是说只向最上层的农户征收附加税。但在实际中，许多地区的征收范围扩大到10—12%，甚至更多。
1928年第2期《布尔什维克》杂志有材料提到：“个别税制度实行得很糟糕，出现了大量滥用和偏激的错误”，其原因在于很多地方干部四处寻找富农，只要他们需要，甚至在根本不存在富农的最贫穷的村子也能找到。 1929年第2期《布尔什维克》杂志载文谈到，甚至对那些在火车站卖葵花籽和卖牛奶的人也按照富农来征税。 这个时期保证征税的手段当然是“非常措施”。在1929年，由于拒绝纳税或过期纳税而被判刑和课以罚金的富农(当然未必都是富农)，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达17000户，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达13500户。在乌克兰，到1929年底由于拖欠国家债务而根据刑法61条被剥夺财产的农民达33000户。 在加紧进攻富农的过程中，不仅是过火行为和扩大范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又恢复了剥夺富农的政策。1928年初，农业人民委员会责成自己的地方机构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并将其转交贫农。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开展了这项工作。在1927/28年度，乌拉尔省的乡和县土地调查委员会审理了2329件剥夺富农土地的案件，西伯利亚有1123件，伏尔加河中游地区有4200件，北高加索有4000件以上。不过，这时对富农多余土地的剥夺大多数都不是农民本身提出的，而是地方政府机关包办的。如1928年乌克兰剥夺了富农多余的土地共61250公顷，其中80%都是有关政府机关提出的，16%是由土地社提出的，只是3.6%是贫农自己要求的。
在政治上也开始对富农施加压力。如1928年12月的土地法令提出，剥夺富农在村社大会上表决权和被选举权。1929年6月27日，联共(布)中央《关于组建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宣布“剥夺各合作社中富农的发言权。”
不过，直到全盘集体化运动前夕，对待富农问题上的政策偏差，总的说来还属于地方性的过火行为，苏维埃政府毕竟还没有提出在全国范围内从根本上改变限制富农的政策。尽管已经出现了剥夺富农的倾向，但反对意见也是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