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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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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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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在战场打击联合国军放在首位。周恩来4月3日在政务院作“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报告时说，“恢复谈判是定了的，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强了，但打的可能性还存在。我们还是两句话：争取和平，但是也不怕战争。”4月5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致乔冠华并告金、彭电：“在6日双方联络官会议中，可只谈双方在战争期间按日内瓦公约109、110两条交换病伤战俘问题，而暂不涉及我方新建议和复会时间问题。”4月8日又电：在交换病伤俘虏达成协议时，应发表声明，“保留我方提出要求将未被直接遣返的在对方收容下的我方病伤被俘员收容于中立国的权利”。[64]这样部署的原因很简单——此时中国正在策划发动新的战役。
到1953年4月，志愿军已经基本完成反登陆作战准备，拥有兵力19个军135万人（人民军尚有6个军团45万人），火力空前加强，阵地更为坚固，作战物资十分充足，并且解除了后顾之忧，在战略上更趋主动，可攻可守。1-4月，志愿军和人民军正面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770余次，歼敌5万余人，志愿军空军在第一季度即出动战斗飞行399批4093架次，共击落美机50架，击伤16架。因此，全军上下，士气高昂，积极求战。[65]3月31日，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王建安致电志司并报中央军委，建议在5月上旬发动一次战役反击。电报指出：在有充分组织准备和周密计划部署的条件下，我一个军攻歼敌人一个营的阵地是有条件、有把握的。我正面各军一齐动手发动一次战役反击，就能给敌人以沉重的歼灭性的打击，造成敌内部更大的恐慌。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于4月1日复电：“建议发动一次战役反击甚好”。4月3日，彭德怀代军委拟电复杨得志、王建安，认为此时发动小规模的歼击战，对于志愿军取得新的战斗经验及促进停战谈判均有利。如确有把握，发动时间亦可提早，由杨得志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随后，毛泽东又指示：争取和，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4月20日邓华来电说，“这次恢复谈判，停下的可能虽比过去大，但拖的可能不是存在的。即使敌人迫于整个形势不能不停，但真正停下来还需要相当时间。且敌人狡猾，想采用军事压力来配合谈判中的讹诈，多得一点东西；也想争取一点时间，完成某些战略措施。”因此，“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积极行动来配合谈判”，“反击时间预定6月初开始到7月上旬结束，一切准备工作必须于5月底完成，而后视情况再定动作。”4月23日毛泽东批示：“此件似可批准，使他们好作攻击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可则于5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66]
4月26日恢复的板门店谈判，进展的确并不顺利。于是，中国一方面在是否把不愿遣返的战俘留在朝鲜、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进行解释的期限、如何处理经解释后仍不愿遣返的战俘等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并通过印度渠道，积极与美方谈判；一方面也在加紧发动新战役的准备。4月30日彭德怀指示：应“增加战术性的出击次数，在有利情况下相机扩大战果，一次消灭敌一至两个连，使新到部队轮番取得经验和促进谈判”。至于战役性进攻，如谈判无结果，在6月按计划举行。5月11日邓华等指示各部队：板门店谈判仍有一些问题未解决，6月以前停战签字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各作战部队一切准备工作，务必于5月30日前完成，6月1日开始，按照作战计划同时向预定目标发起进攻。但是，当5月13日美方提出了中方无法接受的反建议——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就地释放”——时，志愿军便在当天提前开始了夏季反击战役。5月16日，中央军委指示：“目前停战谈判仍在拖延，何时能停尚难判定，因此，我们在朝的作战方针仍然是坚持过去所提出的‘长期的稳扎稳打’的方针。”[67]同一天，板门店谈判再次中断。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在此期间直到6月初谈判再次恢复并达成协议，中国曾就谈判方案和发动战役的计划与苏联进行过协商。
关于6月4日恢复谈判和8日达成停战协议的原因，很多西方著作都认为是美国威胁要扩大战争并使用核武器。理由是，新墨西哥州核试验场的科学家于1953年初试制出可以用于战术目标的原子弹，使美国军方感到有必要重新估计限制在远东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朝鲜停战再次陷入僵局后，5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指示克拉克准备一项在停战谈判破裂的情况下发动进攻和使用核武器的计划。5月21-22日杜勒斯访问印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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