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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欧洲民主的渊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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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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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雅典的民主制的影响却是显著的，雅典民主机构及运行机制，一定程度均带有原始民主遗蕴。因此雅典民主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原始民主的影响。
雅典民主在承继古代原始民主遗风的同时，其本身经济的发展也是促进雅典民主制产生不容忽视的重要的因素。雅典的自然条件决定其工商业的迅速崛起。经济作物种植、工艺品乃至航运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雅典商业利益远远超出了其城邦的边界，甚至远达西西里、埃及、腓尼基等地[６]（ｐ．４３）。这些说明了雅典工商业活动的兴盛，其造就的工商业奴隶主，在雅典民主发展轨迹中发挥了不小作用。工商业的发展也为中小手工业者和小农阶层提供了更多的致富机会，开辟了更广的财源。目前史学界关于雅典究竟是商本还是农本社会仍然有分歧，但是雅典工商业以及小农经济的发展，的确为民主制产生造就了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
而推动古代雅典民主政体演变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广大自由平民的斗争。雅典相对广大的地域，众多人口，加上既能发展农业又能发展工商业、采矿业的自然条件，为中小所有者队伍即平民力量的扩大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独立的中小所有者数量众多并且有力量，是发展民主、巩固民主不可缺少的因素。强调平民在民主政体的作用，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论述的重点之一[２]（ｐｐ．１８３～１９２）。平民即社会中下层群众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政治力量的壮大，构成了民主派的骨干力量和基本群众。这里说的社会中下层群众，主要指活跃于公元前５世纪的、梭伦改革划定的，第三、四等级，第三等级包括中小工商业奴隶主和小农阶层，第四等级主要是无地贫民。而正是由于工商业与小农经济的发展，民主力量不断壮大，贵族势力相对削弱，从而引起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一般认为平民是民主政体的中坚力量，因而社会中下层群众力量壮大，促进了民主确立并成为雅典民主坚实的阶级基础。
原始民主遗蕴的影响、经济因素、平民力量增强，都提供了雅典民主形成的可能性。而将可能变成现实还需主观条件的配合，即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的活动。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是历史创造者，这个命题中的“人”即应包括杰出人物。尤其在雅典民主改革发展进程中，一系列杰出的民主政治家，如梭伦、厄菲尔阿特、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都是推动雅典民主改革进程的关键人物。在上述客观历史条件下，这些关键历史人物推动雅典社会，从君主制发展到贵族制，从贵族制发展到民主制，乃至民主制继续和完善。
公元前８—公元前７世纪左右，雅典贵族集体废黜早期君主制，建立贵族政体，从而阻断了早期君主集权产生。雅典的贵族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前身，它是由传说中提修斯改革确立的。而改变这种贵族政制的关键则是公元前５９２年的梭伦改革，这场改革是一场政治革命，是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胜利。《剑桥古代史》认为，梭伦思想的本质是公正，这个公平、公正主要关涉到了社会事务[７]（ｐ．３９１）。而平民政体的第一个品种是最严格地遵守平等原则的品种[２]（ｐ．１８９）。在梭伦政体中，看来有三点最具平民性质，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禁止借贷以人身为担保，接下来是凡愿意者皆被允许替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伸冤，第三点，人们说最主要地是凭借了这一点民众才获得了力量———是向公审法庭申诉的制度[８]（ｐ．３０２）。这种民主机制使雅典政治统治朝着民主化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从而构建起民主体制的基本框架和稳固的社会基础。 庇西特拉图僭主时期，仍然保持了梭伦改革的势头，在公共事务上他奉行一种较之于僭政更具公民政治色彩的政策[８]（ｐ．３０８）。他发展了社会经济，为民主政治的确立创造了有利条件。贵族内部分裂以及社会存在的强烈的民主改革的要求等因素影响下克里斯提尼改革出现了。这场改革的意义是划时代的，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民主政治最后确立。克里斯提尼加强了公民大会和五百人会议的权力，创造性的实行了贝壳放逐法，形成了群众性的监察机制以维护民主制度，以平民为主，包括部分贵族在内的人民主权已成定局。至此，雅典政治发生质变，形成了既有形式又有内容的民主体制。正是在此基础上，公元前４６２年，厄菲尔阿特将由氏族贵族控制的执政官委员会和由卸任执政官组成的战神山议事会降到了从属地位。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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