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另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 |
 |
时间：2009-7-24 13:49:55 来源：不详
|
|
|
内卷与工业发展
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英国与长江三角洲农业体系的差异对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型意味着什么？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史凸显出内卷化农业的两大主要涵义：家庭农场对节约劳动的资本化与农业规模效益的抵制，以及类似的家庭农场的手工业生产对“原始工业”和现代工业中节约劳动的资本化的抵制。
（一） 对节约劳动的资本化农业的抵制
我们知道，内卷体系的一个后果就是排挤掉畜牧业，从而也消除了单位劳动上更多的畜力畜肥形式资本的投入。内卷农业可以造成这样的境况，即人力的使用变得比耕畜更经济，以至于畜力使用的目的不是节省人力劳动，而只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无论是因为生产周期中的工作强度，还是由于时间紧迫所致。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长江三角洲农业只能一步步走上劳动密集化和内卷的道路，而不存在走向节约劳动的资本化道路的可能性，而只是说哪条道路更为可能，哪条道路更为艰难。在劳力如此廉价以至可取代资本以减少成本的情况下，提高单位劳动资本化程度的激励何在？
近年来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历史有具启示性。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当现代机械化革命（主要是拖拉机的使用）以及化学革命带来的化肥使用降临到长江三角洲农业时，该地区的农业生产仍旧沿袭着劳动密集化的内卷的道路而没有出现相反的情形。60年代中期拖拉机引入长江三角洲，其主要作用是实现在第一茬“早稻”后再种第二茬“晚稻”，发展更趋内卷的三熟制（水稻——水稻——小麦）。拖拉机之所以带来这一变化，是因为它使在收获早稻与栽插晚稻间的短短数天内完成犁地工作成为可能。正如农民不假思索就指出的，二茬水稻的增加要求相当于头茬种植所需的劳动投入（以及肥料投入），但二茬作物的产出却有减少。结果，现代农业革命带来收成三倍的增长，伴随的却是劳动投入成四倍的增加。后者系农业人口翻了一番以及对妇女从事农业劳动的充分动员——从占农活的15%增加到35%——40%，加之年劳动日数量的增加所致——据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就中国整体的估计，从1957年的161天增加到1976——1979年的262天。结果，即使在长江三角洲这个中国的最“发达”地区，农村单位劳动日收入也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 时至今日，农业收入低仍然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
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小家庭农场对大规模（资本主义）耕作的排斥。家庭是最能适合内卷经济的生产单位，事实上是其中枢所在。妇女、儿童和老人可以被吸纳到那些劳动力市场中男人所不愿从事的工作当中。再以家庭布匹生产单位为例：纺纱的报酬仅为种田所得的1/3到1/2，因而是成年男性工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家庭生产单位可以通过家庭成员机会成本很低的辅助劳动来吸纳此类“副业”。这一事实，实际上使得它比使用雇工的以工资劳动为基础的大“资本主义”农场——劳动成本较高——更具竞争力。由于运作成本较低，家庭农场事实上得以维持比资本主义农场更高的地租，亦即因此更高的地价，从而挤除了后者。结果自17世纪以后，明代早期曾经存在的使用雇佣劳动的经营式农场在长江三角洲消失殆尽。[2]
小家庭农场的盛行排除了引入诸如18世纪的英国农业那样的规模效益的可能性。农作物生产以及农村手工业与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及个体农户维系在一起，而单位劳动的畜肥畜力投入被降低到最低水平。这与英国拓展了的圈地农场以及农牧业的结合构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而彭慕兰却对此熟视无睹。
这并非说诸如长江三角洲这样的农业体系就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日本的前现代农业劳动密集度同样很高，但整个18世纪那里基本没有出现人口增长，这与中国增加不止一倍的人口大相径庭。[3] 而且，20世纪上半期那里的现代农业机械与化学革命是在农业劳动人数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实现的。[4] 结果农场劳动生产率通过增进单位劳动的资本化而得到大幅度提高，随之农业收入水平也得到改善。
在目睹了现代农业革命的成果大都被人口增长所“吞噬”之后，今日中国必须探索一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农村走出的一条特色道路就是“农村工业化”，即是以村庄和城镇为基础的现代[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