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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另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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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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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不同于传统手工业）的广泛发展，它最初始于一种废品旧货工业和对城市货物的劳动密集加工，但经过20年的发展也有了推进劳动生产率的资本密集型工业。从1978年到1997的20年间，这场农村“集体”部门的工业化保持了19.3%的年平均增长率，最后其生产总值超越了强大的国有工业20%。[5]
在这一过程中，被“乡镇企业”吸收的劳动力总数达到1.29亿之多。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就，然而即使如此，仍然不能改变中国总的农业就业实质上的低水平，因为这一时期劳动力总数的增加超过了非农就业的人数。直至1991年，中国农业就业人数持续增长，从农村工业迅速扩展前夕的1978年时的2.85亿，增加到最高峰3.42亿。只是到1991年以后才停止上升，1994年以来浮动在3.2亿左右。[6]
结果，尽管农村工业化在东南沿海等最发达地区导致了明显的“去内卷化”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大多数其他地区仍处于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不过，摆脱内卷的途径已经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农村工业企业及其他企业的持续发展，与中国人口总数长期趋势的遏止与扭转（通过前20年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尽管在农村由于儿子养老问题而进行了必要妥协）相呼应，理应带来农村经济的“去内卷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
（二） 对节约劳动的农场工业资本化的抵制
从农村手工业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逻辑，即内卷对资本化的抵制。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徐新吾的有关研究深刻地揭示出这一涵义。在多个研究小组和几十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之上，他出版的资料集以及对江南土布业的系统分析被公认为目前最为权威的。[8] 徐表明，三个锭子的脚踏纺车在长江三角洲18世纪时就已经出现。这种技术先进的纺车，其工作效率是单锭纺车的两倍。然而，它并未在长江三角洲真正流行开来，甚至直到20世纪初期，它也只是局限在三角洲最东端的几个县（清松江府东部棉花种植最集中的地区，而没有在该府的西部，或者苏州、常州、嘉兴、湖州府，也没有在太仓州）投入使用。[9] 道理仍然很简单：便宜的家庭辅助劳动投入此类副业，使得装置价格较高的多锭纺车不划算。三锭纺车必须基本由壮年人操作，而单锭纺车则可以由老人孩子来操作。这样一来，继续在两台单锭纺车上使用两人纺纱，比购置一台三锭纺车并只能交由一个人操作要更加经济。因此，三锭纺车只局限在三角洲部分地区使用。
然而，彭慕兰又一次完全无视徐新吾的研究所展示的这些基本事实。于是，他设想，成年纺纱女工全都使用三锭纺车，只有那引起无力操作脚踏轮的“非常幼小的女孩”才使用单锭纺车。以此为基础，他选取三锭纺车和单锭纺车产纱量的中间值而得出了他认为的平均日产出，一举把18世纪纺纱工的一般产出夸大了50%，尽管徐新吾已经表明在长江三角洲三锭纺车的使用非常有限。这是彭慕兰对布匹生产中相对于纺纱的织布所花费时间以及商品纱流通程度的误解以外所犯的另一错误。由此他认为长江三角洲妇女参加棉花生产的所得超过了男性农业雇工，按他的话讲：“她的生存之外的剩余是男性农业雇工的1.6倍到3倍。”尽管他知道并且也承认纺纱这一棉花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工作，仅仅能提供“一个成年妇女生存所需的一半”（第102、320——321页）。
在这里，彭采用的价格数据取自各种二手文献。那引起数据实际上针对的是不同等级的棉与布，而且地区各不相同：或为长江三角洲最东部的几个县，或为整个长江三角洲或华北，或全国。虽然这些材料有助于揭示价格变动的长期趋势，但在估计农民收入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这些材料缺乏内在一致性，而且它们大都是城镇里商人所得的零售价而非农民所得到的价格。然而彭慕兰却将这些散乱矛盾的数据组合起来，以得出他想要的貌似合理的结论，即妇女纺纱织布的年收入为 7.2石到9.3石稻米，因而远远高于维持一个成人生存基本的粮食需求（约3石），并且是男性雇农收入为的“1.6倍到3倍”（第316——323页）。相形之下，徐新吾的权威性研究没有采用可疑的价格数据，而是在了解基本生产状况的前提下估计每匹布（需要工作7天）的收益为0.1石，亦即70天工作的收益为1.0石[10] ；按彭慕兰估计的每年工作210天这一数字计算，则工人的年收入为3.0石。彭慕兰完全忽视了徐的估计。
另一个问题是长江三角洲家庭农场的家庭工业与英国“原始工业化”之间的区别。正如戴维·勒凡（David Levine）所示，英国的原始工业，因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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