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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另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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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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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是中国棉花布匹的主要输出地，正所谓“衣被天下”。一个平均拥有7.5亩土地并把其中20%—50%（亦即1.5—3.75亩）种植棉花的农户，可以生产40—112.5斤皮棉（每亩30斤），这些足够生产34—85匹布（每匹布需皮棉1.32斤，见本文附录）。我们知道，长江三角洲农民棉花种植高度集中的原因，是严重的生存压力之下 要尽可能把单位土地的产出最大化，进而用棉花和布交换粮食来维持家庭生存。根据徐新吾的估算，在松江府棉花生产最为集中地区，农民出售掉70%—90%的棉花与布匹，主要向中国其他地区输出。因此，将他们的生产与消费混同起来完全是误导性的做法。按照彭慕兰的数字与看法，长江三角洲农民每年会消费超过10匹棉布以及2匹丝绸，这可是足够裁制十多件新棉衣以及两件丝绸衣服的！
徐新吾的数据表明，帝国主义进入中国之前全国的棉布消费平均约为每人1.5匹，即2斤皮棉（2.2磅），再加上人均0.6斤（0.66磅）棉絮。由于棉花总产增加、机纺棉纱的大量流通以及较之土布而言机织布的不耐穿（根据徐的资料，土布可穿三年而机织只能穿两年），这一数字到1936年增加到人均两匹。在精确可靠的1936年数据基础上，徐提供了1840年、1860年、1894年、1913年、1920年以及1936年的详细估计。[31] 在我看来，他的描绘远比彭慕兰假设的1750年产出与1870年和1900年相当来得可靠，因为彭根本没有任何一年的可靠数据。为什么人口增长在1800年以后对布匹消费构成巨大的消极影响，而在此之前却产生扩展性的影响？急于提出自己观点的彭慕兰，竟连他所倚重的李伯重也加以批驳（第332页）。他批评李过多依赖徐新吾，并引吴承明编的书支持他的观点，却没有意识到徐本人就是吴所编书中棉花一节的作者。[32] 当然，徐的数字表明全国人均纺织品消费只有彭慕兰所提数字的1/3到1/2。
关于中国人消费的其他方面还少有系统的著述。彭慕兰参引的方行1996年的论文是首批严肃研究此问题的尝试之一。方行颇具创新意义地使用了三本来自17世纪和19世纪的农书。[33] 他的意图是要论证长江三角洲生活水准从17世纪早期到18世纪有实质性的提高。他采用了每年人均消费两匹布的合理数字，在这期间没有变化，有关生活水准提高的论证主要集中在“副食”（主要是肉、鱼和家禽）消费的增加。他认为，17世纪食物花费占家庭总收入的76%，而在18世纪占到83%。这是由于副食消费增多，而粮食消费则基本保持稳定（前斯为55%，后来为54%）。所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农民在比较多的节庆期间消费肉、鱼以及家禽。而在过去，农民只在诸如新年这样几个有限的节日里才有这类消费。到18世纪，长江三角洲农民每年以这种档次来庆祝的节日约20天。即使如此，方承认有证据表明存在某种降低，即粮食消费从农民只食用大米这种价格较高的“细粮”变为混合消费大米（60%）和大麦及大豆等价格较低的“粗粮”[34] .方所论证的小额提高，我认为在长江三角洲内卷体制下是可能的，但它决不是德·弗雷斯所谓“勤勉的革命”中勾勒的那种变化。
在与欧洲的消费进行比较之前，我们还需要就中国的消费做许多研究。中国人的分家单，再辅以地方志的仔细搜寻，也许可能提供类似于欧洲的遗嘱检验记录关于耐用品继承那样的信息。但更为重要的也许还是方行所强调的粮食、副食品以及衣服等日用品的消费。另一重要的消费品可能是燃料。对长江三角洲农民来说根本就没有取暖的燃料可言，只有用于炊事的稻秆。用煤取暖是罕见的事情，而木柴取暖也只是极少数人的奢侈享受。这与英国的差异之大应不亚于肉类消费。
注释
[1] 关于劳动投入的增长，参见D. Perkins, S. Yusuf ,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altimore ,Maryland :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 pp.58，66，210；并参数Huang, Yangzi Delta,pp.236——241、黄宗智《长江》第238——242页、P. Huang ,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 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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