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另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 |
 |
时间：2009-7-24 13:49:55 来源：不详
|
|
|
的一面。
接着，为了自圆其说而且不至于太背离德·弗雷斯的主题，彭意识到他必须提出长江三角洲妇女纺织者拥有高收入，因此，出现了我们在前面讲过的数据拼凑。他以为有必要把长江三角洲塑造成一个比实际情况更为市场化的环境，因而想像出违背事实的高度发达的棉纱市场，以及长江三角洲纺织者对三锭纺车的普遍使用——事实上绝大多数人仍在使用单锭纺车。最后，他在此基础上剪贴出了一个所谓典型的妇女纺织者肖像，她挣得的工资竟然几倍于男性农业雇工。
不出所料，彭著避开了为什么长江三角洲没有出现类似欧洲的城市化这一问题，尽管拙作中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因此，他忽视了英国原始工业化的革命的（revolutionary ）方面与内卷的(involutionary )中国小农家庭工业之间的重要差别：前者逐渐成为一个城镇现象；后者则基本上只是家庭农场的副业。前者促成了“新型城市化”，而后者则依然主要是农村的现象，即使在长江三角洲也是如此。
虽然极度扭曲了德·弗雷斯的论题，但彭慕兰还是想效仿德·弗雷斯同时关注消费以把需求经济学整合进来，尽管他并不把这些变化看成是革命性的。所以，他在第3章中只是试图简单地论证在消费方面中国和英国并无实质区别。与前面所讨论的其他论题一样，这里他想做的是尽量使18世纪英国及欧洲更趋向内卷而非革命，以使之能与中国等同。同时，为了使长江三角洲可以与英国及欧洲等同，则尽量使长江三角洲显得不像我主张的那样趋于内卷。
首先，他忽视了德·弗雷斯和其他学者提供的证据，这些证据记录了17、18世纪不只是城镇而且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消费型式的巨大变迁。德·弗雷斯本人根据遗嘱检验法庭的记录研究了荷兰共和国的弗理西亚群岛(Friesian Islands)的农民。如其所言，这些农民“逐渐购置了各种‘城市商品’——镜子、油画、书籍、钟表，并逐步提高了家具的质量”。遗嘱记录表明，“大橡木柜子取代了简单的木制储藏箱，陶器以及（荷兰）代尔伏特精陶（delftware）取代了罐子及木制碗碟。窗帘在16世纪时似乎还无关紧要；到1700年则已经很普及了”。此外，“银器展品的收藏越来越多，包括羹勺、水瓶、《圣经》书钩以及男女个人的装饰品。”[27]
劳娜·韦泽利尔(Lorna Weatherill)的著作表明英国存在着基本相同的形式。该书处理了3000件法庭检验遗嘱记录，范围包括8个地区的城镇乡村。她的“关键”物品清单和德·弗雷斯的类似，包括书籍、钟表、镜子、台布、以及银器。她证明，在1675—1725年间，这些东西在乡村人口越来越普及。[28]
正是在这些证据基础之上，德·弗雷斯提出了“勤勉的革命”说：妇女儿童加入就业行列扩大了农产品向城镇的供应，增加了家庭收入剩余，并提高了乡村对城市商品的消费。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勤勉的革命”）导致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论述的典型城乡交换，在斯密看来它将会引发二者的螺旋式经济发展。[29]
所有这些彭慕兰都置之不顾，相反他要独自去论证英国和长江三角洲（以及欧洲和中国）在消费方面的等同。他用大量篇幅讨论茶和糖的消费，而实际上与粮食、棉花、棉布、蔬菜、盐、肉及食用油（这里按它们在家庭账目中所占比例排列）比较起来，这些东西在农民家庭支出中只是很次要的。20世纪的实地调查表明，茶与糖合起来只占长江三角洲农民全部购买商品的5%（第117—223页）[30] 彭慕兰考虑的关键项目是棉布消费，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进行了一项极具有误导性的比较：他的主题是消费，但在对英国与长江三角洲做布匹比较时却转换成平均产量。这使他在英国和长江三角洲之间找到了大略的对等：长江三角洲每人平均生产14.5磅棉花和2.0磅蚕丝，而英国在1800年每人大约12.9磅（棉花、羊毛及亚麻）。他给予读者的印象是平均消费接近于这个水平（第138页）。然后，彭试图对全国平均消费进行估计。他令人难以置信地认为，中国在1750年的棉花产出已经相当于1870年或1900年的水平。而1750年的人口较少，因此这一年的平均棉花消费必定是后来的一倍。在此基础上，他得出每个中国人年均消费6.2—8.0磅 的数字，而英国为8.7 磅，法国为6.9磅（第140—141页及附录F）。尽管他在前面提到了“每平方英尺亚麻和羊毛通常较棉花为轻，把这几种纺织品混同起来与中国比较会出现偏差”，但他而是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的纺织品消费总量大致相当于18世纪中后斯的欧洲”（第138、142页。）
这里彭慕兰再一次无视普通常识。长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