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可以断定，到1946年4-6月，苏联和一些欧洲共产党已经在考虑组建新的国际机构了，但同样应该肯定，这并不表明斯大林有意恢复共产国际这种组织形式。在战后欧洲各国新政府建立的过程中，苏联的确需要加强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需要有某种机构来实现这种控制，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家之间出现了大量涉及领土、民族问题的矛盾，例如匈牙利与罗马尼亚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争端频频，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在特欣西里西亚问题上吵闹不休，匈捷在处理捷克境内匈牙利居民问题上冲突不断，捷克与斯洛伐克在民族问题上也是矛盾重重。所有这些麻烦都反映到莫斯科，甚至要斯大林本人出面解决，令人颇感烦琐。况且有些问题还涉及到苏联的利益，由莫斯科的某个机构出面进行调解也有谋私之嫌。第二，在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需要的一些问题上，苏联本身与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这些政权都控制在共产党手中——也存在许多矛盾，如在喀尔巴阡乌克兰及战利品问题上与捷共的分歧，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与南共的冲突，在拆迁工业设备问题上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不满情绪等等，解决这些矛盾也要求在各党之上有一个公共机构。第三，与战争期间不同，战后东欧各国受到苏联的影响和控制，其发展道路已趋向一致。在建立亲苏政府、排挤右翼政党、扩大共产党的势力、解决与社会党的矛盾等众多问题上，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方针大体同步，因此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协商中心。而从国际舆论以及各国党能否接受的角度考虑，由苏共下属部门出面当然不如建立一个至少在表面上超然的共产党国际组织。42

　　然而，这与恢复共产国际或建立类似的机构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有学者认为，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同国外共产党进行联系和实行监督方面的作用加强了，甚至超过了共产国际，因而完全有理由被看成是共产国际的继承者。43这种看法忽略了苏共党内机构与国际组织在性质上的区别。尽管对外政策部扩大了编制、职能和权力44，其指挥各党的作用与共产国际也确有相同之处，但从对外关系的角度讲，这还只是一种双边关系的问题，而与构成国际集团在性质上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还有学者认为，提出建立协商性机构只是一种“策略手段”，其本意在于使各共产党领导人容易接受建立新国际的设想。45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当时欧洲各共产党的实际状况——东欧各党诚然与苏共有密切关系，但也必须顾及政府其他党派的反应，而法共、意共和南共则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也没有考虑到当时苏联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如果莫斯科此时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指挥各国共产党，如果斯大林此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与西方国家合作的外交战略，那么可以认定苏联确实要重建国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看来，正确理解斯大林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协商性国际机构的意图，首先需要对当时国际关系的现状和苏联对外方针的基调有一个合乎实际的判断。很多学者认为，从1946年初苏联就改变了与盟国合作的方针，此后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冷战已经形成。46显然，这是断定此时苏联已经有意建立新国际及其性质的理论前提。这里有一个对冷战格局形成的界定问题。冷战的形成固然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人们完全可以用冷战起源的概念来描述这一量变的过程47，但冷战格局的形成则表明矛盾的本质已经改变，其标志至少有两个方面，即矛盾的双方（而不是任一单方）已经制定出较完整的冷战政策；在这一政策的基础上各自在一定势力范围内组建了国际集团。48而这些现象到1947年初尚未出现。

　　仔细分析斯大林1946年2月的演说49就不难发现，这完全是从传统的理论出发对战争进行总结，宣传苏共政策的成就和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是对内统治的需要而不是在解释对外政策。此后丘吉尔在富尔顿的“铁幕”演说50不过是借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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