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斯大林对此看得非常清楚。日丹诺夫在与季米特洛夫讨论国际形势时（9月4日）传达了斯大林的看法：“近期不会发生新的战争，事态发展非常平稳”，如果“根据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内容而不是外表” 分析当前局势，苏联的看法是：“一切正常”。“英美掀起的喧闹和以新战争相威胁，那不过是恫吓而已”。51基于这种分析，斯大林在9月17日答英国记者问时说，苏联和外部世界“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减少，甚至能够增加”。他还说，在一国，特别是像苏联这样的国家，不仅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甚至可能建立共产主义。52这显然是在向西方保证共产主义运动将限制在苏联国内53。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最初采取的强硬立场，只能说明莫斯科打算在经济利益（伊朗北部油田）和安全保障（土耳其海峡）方面获取雅尔塔协定尚未规定的额外收益，而非有意侵害或对抗西方国家，何况还在英美干预的情况下迅速地转入了退却。至于希腊危机，与苏联并无关系，本来就是西方国家的错误判断。对于冷战史研究中经常提到的诺维科夫电报54，学者们较多注意到诺维科夫对美国反苏政策的分析，对美国把苏联作为未来战争对手的判断——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往往忽略了一点，诺维科夫和莫洛托夫依然相信，站在传统的马列主义立场上，对这种战略威胁的正确反应是发现并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他们期待美英之间冲突的最终爆发。这就是说，苏联虽然意识到美国的威胁，但其对策并非立即转入与之抗衡，而是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的立场。所以，杜鲁门主义可以被看作是美国政策发生转变的冷战宣言55，但斯大林并没有从中看到明显的威胁56，除了口头谴责外也没有做出其他激烈的反应。57
当杜鲁门发表演说的时候，莫斯科正在召开五国外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会议初期，苏联报纸的报道是全面的，而且避免使用尖刻的语调评论西方。莫洛托夫在讨论议程时也表现得异常宽容，并接受了马歇尔和贝文的建议。58即使在会议遭到挫折以后，斯大林也没有放弃继续协商解决问题的努力。4月9日他对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史塔生指出，“两种制度当然能够彼此合作”，美苏之间“不应醉心于批评彼此的制度”，“应该尊重人民所赞同的制度。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合作”。59在4月15日会见马歇尔时，斯大林对美苏合作的前景仍表现出一种乐观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不过是第一次小小的争论以及双方带有试探性的交锋。在其他问题上分歧早已出现了，通常当人们自己厌倦争论的时候，就会感到有必要进行妥协。这次会谈可能不会有什么成果，但这不应使任何人感到失望。”斯大林又补充说：“在诸如废除军备、德国政体、赔款及经济一体化等主要问题上，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需要的是耐心而不应是悲观。”605月16日《新时代》又发表重要社论说：“莫斯科会议的价值在于各国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都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倘若各国都有良好的愿望，这就为必不可少的——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协调不同观点并达成一致协议的工作扫清了道路。”61由此可以说，直到1947年春天，尽管分歧和矛盾不断发生，但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尚未最后破裂，即使杜鲁门宣言标志着美国政策的根本转变，苏联方面也还没有制定出相应的基本方针。既然冷战没有发生，斯大林也就没有必要重建共产国际。
这一点不难理解，由于在力量对比中苏联处于软弱地位，无论其长远意图如何，也不会主动采取冒险的进攻行动；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决策者在战略上有可供选择的回旋余地，而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采取公开决裂的立场的。正是鉴于这种考虑，斯大林不可能主动恢复共产国际，因为这一举动无疑表明苏联已决心再次运用意识形态的武器与西方对抗到底；或许正是为了避免引起西方的猜疑，即使对于建立协商性机构的主张，莫斯科也拖延了整整一年而没有付诸实施。
三、召开情报会议的初衷和苏共构想的变化
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苏联真正实施建立共产党国际协商组织的步骤开始于1947年6月4日，也就是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援助欧洲演说的前一天。6月2日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抵达莫斯科，目的是休假和治病。6月4日深夜，斯大林会见了哥穆尔卡。62据哥穆尔卡后来回忆，斯大林建议他以波兰工人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为组建共产党国际出版机构召开一次会议的倡议。这是在一年后重提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的思想，但这次斯大林要求立即实施。哥穆尔卡通过信件向波兰党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6月8日波兰工人党政治局召开会议，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