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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一起展开了斡旋，使戈尔巴乔夫终于登上了总书记的宝座。利加乔夫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时我直接目睹并参与了那场事件，那时我是这样想，事过多年我仍然这样认为，我还绝对有把握地说，政治局委员中有人明显地不赞成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候选人”。“当时私下还流传着契尔年科留下的保举格里申的‘遗言’。尽管这种‘遗言’未必会对新总书记的选举产生决定性影响，可它无疑将给推荐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候选人造成困难，票数会分散。”这里，利加乔夫等人的活动显然起了作用。
对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这历史的一幕，博尔金在他的《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是这样评价的：“自从1985年3月一小部分人通过巨大的阴谋活动，在一个大国推出这位领袖，他便以权术欺骗了他周围的人，欺骗了最高职位的中央委员，用甜言蜜语糊弄了千百万苏联人。1985年3月，在历史上将成为新的动荡、黑暗势力的倾轧、无政府状态、人民视为最神圣的东西遭到践踏的开始，成为我们伟大祖国解体的开端。动荡开始了，人民暂时还在沉默。”利加乔夫此时所扮演的角色是功是过？别人比他自己清楚。历史是实实在在的。
戈尔巴乔夫挺够朋友，一上台就把几个“有功”人员加以重用：把雷日科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把葛罗米柯提升为最高苏维埃主席;把利加乔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事实上的苏共中央二把手。可是好景不长，他们之间的分歧就开始了。 二
纵观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的总体表现，尽管头三年利加乔夫因主观和客观局限，没能识破戈尔巴乔夫的真面目，扮演了作嫁衣裳的角色，但从1987年下半年开始，他同戈尔巴乔夫之间逐步出现了分歧，有时这些分歧具有局部性质，有时则涉及高度原则问题。就是说，他逐渐对戈尔巴乔夫这条错误路线和根据这条错误路线制定的各方面的改革政策产生了疑问，进而在政治局、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利加乔夫由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战友、得力工具，变成了戈尔巴乔夫改朝换代、更旗易帜的绊脚石。
他们之间的裂痕，是从1987年秋围绕利加乔夫在莫斯科一个地方教师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开始的。在此之前，在苏联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些反常的动向，如开始出版过去的禁书，上映反映斯大林“暴政”的影片《悔悟》，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通知持不同政见的领袖萨哈罗夫，允许萨哈罗夫夫妇返回莫斯科，并允许其发表文章，允许其参加政治活动等等。这个口子一打开，党内外修正主义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反动的文人墨客、西方的敌对势力等，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掩护下，组成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合唱，掀起了全盘否定苏共、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浪潮。他们胡说，“共产党不只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了罪的组织”，甚至“同法西斯组织一样”。他们把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社会主义”、“军营社会主义”、“官僚社会主义”，给人民带来的“只是灾难”。他们攻击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说社会主义是一部“不光彩的历史，必须与之一刀两断、彻底决裂”。一时间“转变观念”、“敢于突破”、“告别革命”、“炸毁过去的一切”等口号充斥舆论界，成为宣传上的主调。利加乔夫是这样评价这一反常的历史现象的：“1987年秋，在极右报刊上开始出现一股潮流”，这股潮流“用尖刻的，幸灾乐祸的口吻谈论过去”，“搞的是攻击，而不是治病救人，不是为了教育后代和现代人，庸俗地津津乐道地谈论老一辈经历的苦难。这样做使谈论者得出一个结论：全都是社会制度的罪过，应当改变这种社会制度”。“暴露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界。极右报刊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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