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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巴乔夫也有严重分歧。1986年3月苏共二十七大制定了加速发展经济的战略方针，后来又提出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利加乔夫旗帜鲜明地反对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他说，“国家已经真正地走上了经济非国有化的道路”，“他们把非国有化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私有化，换句话说，就是归结为生产资料变为私有财产。可见，不是要搞所有制形式多样化，而是要在我国社会实行新型的所有制，即私有制，……这就意味着一点：不是革新和完善社会主义，而是要改变现有的制度”。他说，“脱离苏维埃制度的原则并滑向不可控制的市场，就给人们带来了损失和苦难”。他批评戈尔巴乔夫，先是“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各种形式’，接着提法中除去了‘实现’这个词，这就改变了那句话的涵义，后来‘社会主义’一词也消失了，只留下‘各种所有制形式’。这样就把私有制的‘合情合理化’塞进了社会意识”。他说，“靠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实现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也解决不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问题。毫无疑问，可以并且需要从外国的经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但是许多有效的宝贵经验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利加乔夫反驳关于“社会主义已经破产，公有制存在严重缺陷，应恢复私有制”的观点，认为“私有制会加深社会分化，破坏政治稳定”。他说“有人经常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例来说明问题。然而，在各国中，兴旺发达的只是一小部分。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国家的人民用劳动创造的成果。但是，也不能不考虑一个历史因素，这就是：几百年来，甚至到今天，资本家一直在从不发达国家汲取超额利润，利用这些国家廉价劳动力和原料资源”。
利加乔夫坚决反对依靠外国资本家实现现代化，他说：“西方不少政治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实行不受控制的市场和生产资料私有的要求，作为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条件。另一些人则干脆希望苏联变成西方的原料附庸。美国的一家报纸曾于1990年2月提出一个问题：要不要援助戈尔巴乔夫？报纸说，在回答这个问题前，不妨换个角度来问：援助他干什么？如果把改革的成功理解为建立共产主义制度，……那就应当作出否定的回答。这家报纸认为，援助的目的是要消除现存制度并建立起私有经济。……看来，事情极为简单，要想得到贷款吗？那就改变制度吧。”他认为，“社会主义有巨大的潜力，关键在于要善于积极地利用它。改革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范围内取得重大成就，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利加乔夫说，我们必须“尊重整整几代人对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的必要性，不要贬低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要“注意将格格不入的理想和价值带入我们实际生活的危险性”。他说，“改革的主要危险来自那些把我们推向资本主义道路，企图毁掉我们联盟的人”，“而不是来自那些忠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忠于国际主义的人。现在该是擦亮眼睛，明辨真伪的时候了”。
在分配问题上，利加乔夫认为，“社会公正的实际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法规——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每个人付酬”。他坚决反对不是通过诚实劳动而挣得高收入和两极分化。他说：“1988年至1989年没有说出来的东西，1991年公开说出来了，这指的是资本主义化，建立企业家这个社会阶层。这个阶层存在的基础就是私有制。”他激烈批评戈尔巴乔夫赞同的“500天计划”，说这是一条“搞垮苏联的路线”。他在多方面阐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时举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例子——1987年12月他作为苏共代表团团长出席了法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当他说了一句苏联宪法将保障工人们的劳动权时，数千名与会者起立欢呼。后来他问乔治·马歇（法共领导人）：为什么代表们对他发言中这句话表示热烈欢迎？马歇回答说：代表中有不少人亲身体验到失业的滋味，还有更多的人为害怕失业而感到恐惧。对此，利加乔夫不无感慨地说：“今天，我们自家的资本主义鼓吹者正急于葬送社会主义，并对‘资本主义天堂’大唱赞歌。在这个时候，我常常想起巴黎的那次代表大会和法国劳动人民对苏联人民的真正羡慕，羡慕苏联人民当时有避免失业的宪法保障！”
博尔金在谈到利加乔夫与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之间的分歧时指出：他们“在政治角斗场上进行的不是党的领袖人物权欲之争，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还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两条路线的斗争”。 三
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在原苏联核心领导层中，利加乔夫算得上是一位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他在捍卫马列主义、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那样一种环境里，他不怕戈尔巴乔夫一伙人的攻击和迫害，敢于大声地呐喊，敢于奋力抗争，是多么难能可贵啊！他理所当然地受到许多苏联人民的尊敬和同情。但是，他失败了。他没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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