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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的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根据那些文章判断，过去没有一点好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块土地上毫无意义地倍受折磨，陷入苦海，时代的延续性被切断了，……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风气。于是矛盾开始对准了共产党员、苏共，对准了党的历史（我再说一遍，这是艰难的然而是光荣的历史），最终指向了人民，指向了人民对历史的怀念”。激进派（即右派）“在人民对历史的认识方面做了大量的破坏工作，其目的是要从思想上削弱社会主义，还企图以欺骗的手段说服人们放弃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许多舆论工具都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来谈论历史。当然他们不会麻烦自己去进行认真的科学考证，仔细核实和对比事实。报刊逐渐发表了那么一大堆历史题材的文章，几十年都理不顺，搞不清”。“在冲垮社会基础和歪曲历史的卑鄙勾当上，这些‘工程主任’干得比苏维埃政权有史以来所有的外部敌人都出色得多。他们在这方面无疑都占有不光彩的优势”。“激进报刊大放厥词向历史泼脏水的行径引起千百万人的愤怒，就是不足为奇的了。一些报刊和苏共中央收到了几十万封信，信中愤怒地谴责了改革的‘工程主任’们的沽名钓誉的勾当。……四面八方都在抗议精神堕落。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被深深地刺伤了”。“国内外的某些人企图破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把社会主义建设说成是一连串的错误，拿无端镇压的各种事例来抹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功绩。……应当从这一点出发，负责地和充分地向青年讲党和国家的英雄历史”。
就是这次讲话，触动了戈尔巴乔夫。他不动声色地给利加乔夫寄来了一份外电的评论综述。综述摘自《泰晤士报》。它写道：“利加乔夫讲话调子和内容与现在出现的对社会和历史问题的大多数评论不同，看来，这个讲话证明利加乔夫对苏联领导人的改革规模和后果表示极大的怀疑。……这表明，苏联现在进行的某些改革遇到很大阻力”。
不久，广播中就掀起了攻击利加乔夫的攻势，说利加乔夫想回到斯大林时代，说他反对戈尔巴乔夫。晚些时候，这股喧嚣进一步升级，说利加乔夫正在策划让戈尔巴乔夫下台的阴谋，等等。对此，利加乔夫在回忆录中说：“我与戈尔巴乔夫在如何看待历史这一问题上是有严重分歧的。……我没有看到总书记对污蔑我国的历史表现出愤怒。在他的立场中出现了某些两面派的东西。一方面，他呼吁要负责地对待我国的历史，而另一方面，自己却表现出相反的态度。”他说，“我丝毫不后悔当初在埃列克特罗斯塔尔开始‘疏远’和不再迎合扭曲的改革方针”。
在1988年苏共二月全会上，利加乔夫在报告中又一次十分明确地阐述了他“反对歪曲和污蔑历史”的立场。
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女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我不能放弃原则》一封信。在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利加乔夫在他主持的主编会议上谈到安德列耶娃的文章，认为这是对“反历史和反苏浪潮的反击”。后来，这封信被定为“反改革势力的宣言”，专门召开两天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来“迫害异端”，利加乔夫也受到牵连和指责。
与雅科夫列夫的矛盾使利加乔夫与戈尔巴乔夫的裂痕进一步扩大。雅科夫列夫是戈尔巴乔夫的心腹和智囊人物。据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第四个月就任命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继而提拔他为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本来苏共二十七大后，利加乔夫不仅主管中央书记处工作，还主管党的整个意识形态工作。可在1987年苏共一中全会后，戈尔巴乔夫又安排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与利加乔夫一起主管这项工作。这是戈尔巴乔夫耍的一个手腕。原苏联《真理报》总编辑维·戈·阿法纳西耶夫在他所著的《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是这样评价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斗争的：“雅科夫列夫与利加乔夫不同，后者代表党内明确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路线，而前者则代表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路线。我是依照我的亲身经历做出如上判断的。大约在二三年（1986－1989）间，我作为《真理报》的总编辑不得不膜拜两个偶像，受到两个意识形态书记——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领导。他们中间如果有一个人出差，另一个人就会召集各报刊的主编开会，把自己的方针下达给他们。利加乔夫强调原则性的、党的、社会主义路线，雅科夫列夫则强调新文化、新思维、全人类价值，维护合资者、公司和企业利益。”戈尔巴乔夫后来承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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