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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他之所以重用雅科夫列夫，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改革之初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利加乔夫常常与他唱不同的调子，有时甚至唱反调，在这种情况下，他想利用雅科夫列夫来取代利加乔夫。同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后，意识形态工作改由雅科夫列夫一人负责，而利加乔夫则被改任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变相地被夺了权。雅科夫列夫独掌意识形态大权后，到处宣传所谓的“民主化”、“公开性”。他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大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打着彻底革新社会主义的旗号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他鼓动、支持一些所谓的理论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们，在他主管的舆论阵地上，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暴力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们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修正叫好，说俄国过去修正主义太少；他们认为否定斯大林和列宁还不够，还应该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他们咒骂布尔什维克，咒骂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一切。利加乔夫比较早地看穿了雅科夫列夫的罪恶用心，和他展开了斗争。两人经常吵得不可开交。而戈尔巴乔夫一会儿支持利加乔夫（做样子安抚左派）。”一会儿支持雅科夫列夫（真心支持右派）。戈尔巴乔夫经常会晤报刊主编，给他们的一些人打电话，鼓励“激进派报纸继续自己的破坏工作”，“激进分子的文章越来越肆无忌惮”。政治局会议几乎每次都要自然地议论舆论工具问题。对污蔑党和社会主义的文章感到愤怒的人们的来信如潮水般涌向中央。戈尔巴乔夫对这些来自上层和下层的强烈反映，每一次都不了了之，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利加乔夫曾专门写信也曾口头汇报反映舆论战线上的问题，一次他当着政治局委员们的面对戈尔巴乔夫说：“正在发生的事情证明，国家处于多么不正常的状态”，但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的忠告，责备他是“老调重弹”。事态的发展终于使利加乔夫认识到：“右派激进报刊的‘队长们’是非常了解这种政策的，这种政策‘鼓舞了’他们”。“破坏势力的专制在舆论工具中明显具有统治地位。正是这一点加快了经济的崩溃，加剧了民族冲突，……总之，社会免疫系统在他们的攻击下变得衰弱了。”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关系越来越糟，很快他们的关系就完全破裂了。
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利加乔夫与戈尔巴乔夫也产生了严重分歧。1988年7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加快了这方面改革的步伐。首先在组织上对领导核心又一次作了大手术，把与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不大合拍的元老葛罗米柯等五位政治局委员（占政治局委员的二分之一）请出政治局，作了退休处理，同时，提升了四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同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又解除了另外五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同年10月1日，戈尔巴乔夫取代了葛罗米柯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这样戈尔巴乔夫就集党和国家两个最高职务于一身。第二，改革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是建立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自下而上的选举权力机构，使88.1％的代表（这些人的政治面貌是很复杂的）首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而许多各级党的负责人却没有进入这个权力机构。敌对势力借机夺取各级政权，为全面夺取全国政权打下了基础。第三，1987年11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问世。在该书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在“进一步民主化、扩大公开性”的口号和政策鼓动下，党内外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成为一股难以控制的势力，对苏共的领导地位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自1988年起各种“非正式组织”纷纷建立，1989年达6万多个，1990年8月增至9万多个。这些组织多数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色彩，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第四，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多元化问题，先是大讲“不应当像魔鬼害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进而讲“多党制并不是悲剧”，最后同意实行多党制、取消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的规定，主动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对戈尔巴乔夫的这些政治改革，利加乔夫开始时有保留态度，后来分歧扩大，他在一些场合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文章，同戈尔巴乔夫唱反调。利加乔夫认为1985年以后的六年改革中，有三个错误最严重：一是过早地过渡到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二是党从政府和经济部门撤出；三是实行多党制。他尖锐地指出，改革的“激进派就是修正主义”。他批评“1987年苏共一中全会宣布：必须用政治改革补充经济改革。然而实际情况是：民主化进程一发而不可收拾，社会失去了政治稳定”。这“是政治上一种独特的‘休克疗法’”，“不让人们弄清楚那些事物，只让他们面对既成事实。他们打着改革的旗号力图改变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使多数人受穷和少数人发财”。他批评放任自流的苏维埃选举，候选人名册上工人和农民少得可怜，党实际上退出了竞选，事情竟然发展到党员候选人之间相互争斗的地步，这是极其严重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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