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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比较：探寻真正世界性的历史普遍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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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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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使社会不断发展。
从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时候马先生所研究的视角，既不是西欧的封建社会也不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他已经把整个的封建社会形态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了。他所以具有这样的宏观的视野，除了要掌握中外有关的历史资料外，善于运用历史比较仍然是重要的原因。
在历史比较中探寻世界性的历史普遍规律
在对马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进行了总的观察以后，我感觉到他所进行的比较研究有其明显的特点：他不像一般学者所进行的那样，通过比较总是要说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走的是两条道路，两种类型，两种结果。而马先生通过比较却往往是在寻找东西方之间共同的东西。我曾经这样向他提出问题：您进行的这样大范围的中外历史比较研究，是希望发现中外历史发展的不同道路呢？还是希望发现中外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呢？
马先生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也很重要。他说：在对几大文明的封建社会进行综合考察的过程中，我的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倾向，主要是基于这种认识，即认为古代各国、各个社会虽然千差万别，但在大致相同的生产水平和经济条件下，它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形态的结构应该是大致相同的，它们的发展趋向也应该是类似的；当然，这种普遍性是寓于特殊性之中的；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会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我们应该透过这些特点，看出其本质的相似之处。
中国封建社会往往被认为与西方封建社会大不相同。这是因为，一方面，西方学者的封建概念是指封君封臣制，所以西方的封建社会只是指9～13世纪，甚至只是11～13世纪这么短的一段时间；当时日耳曼人建立国家不久，生产落后、文化荒芜、政治原始，于是出现通过依附关系进行统治、农奴制、庄园制、自然经济、中央权力微弱甚至没有国家等等现象，这些被看作是西欧封建社会的特征；但实际上，这段时间大概只能说是一个过渡阶段。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历史没有做出社会史的总结，只是王朝循环史。所以两者比较，自然是南辕北辙。这种差别只是方法论不同造成的结果，并不能反映历史的实际进程。
他提出，可以拿城市问题来分析一下。西欧封建城市一直被看成是经济中心，是进步和自由的发源地；而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城市则被说成是政治中心，是专制帝王统治的场所。其实西欧封建城市的自由、自治，是适应于西欧当时王权微弱、封建主割据独立这样的政治结构出现的，当以后王权强化时，城市的自治也就随之消失了。中国的城市也不都是政治中心，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早在唐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以至有些日本和美国学者把宋代称为城市革命的时代。但由于整个国家中央集权比较明显，所以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城市自治的时期，这就属于历史的特殊性了。
他说，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西方的政治组织机构和国家形态自古就是民主的，或倾向民主的；而东方、中国自古就是专制的。这种“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至今还很有市场。他说，我们在研究中可以看到，西方封建时代有“王在法下”这种现象，根据这种现象的启示再去看中国古代历史，可以发现也有类似的现象。实际上中国的王权也不是无限的，一样要受到礼法、习惯和官僚机构等的限制。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一些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王权并不是无限的，其发展趋势也不是越来越强大，而是越来越受限制，越来越弱小。
我们从整体上来总结马克垚先生所进行的历史比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他不是简单的、微观的对一些个别历史现象进行比较，而是一种宏观视野的历史比较，是为了搞清社会形态发展的一些规律性问题而去进行的整体的、系统的比较。
马先生认为，就他所研究的封建社会来说，起码应该综合三大文明的结构与规律，这就是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和欧洲文明，这样才能形成真正世界性的封建社会模式。他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来进行比较研究的。但是伊斯兰文明材料较少，语言困难较大，而中华文明对于一个中国学者来说是比较容易了解、容易掌握的。虽然作深入细微的分析和比较也许有困难，但是进行中观性的概括应该说是有可能的。
在这个过程中马先生也遇到一些困难。他发现中国史的研究方式与西方史家的研究方式有很大不同，这突出表现在社会史研究方面。由于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缺乏社会史的概括，观察问题、研究问题都是以王朝为中心。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兴衰、人口升降、政治治乱得失、文化昌明式微，都是以王朝命运为转移的，几乎都是王朝前期一切皆好，王朝后期一切皆坏。对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些形态、结构，如农民、庄园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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