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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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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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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代“仅有微弱的呻吟，然而一呻吟就被杀戮了！” 这样的血淋淋的联想，是很有鲁迅特色的，可以说是非鲁迅所不能有。对鲁迅来说，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学校的丑恶，他面对的是整个中国历史的黑暗，整个中国现实的黑暗，这个现实也是历史的一个循环。如果形象一点说，鲁迅从女师大风潮中所感觉到的，所面对的，正是那个“黑暗的闸门”，他之所以有“碰壁”之感，就是那个“黑暗的闸门”在中国依然存在着。正是这一点，使鲁迅更加深刻的反省自己：“我和这种现代教育吃人制度，有什么关系？”他一再追问：“我为什么要做教员？”甚至“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就是因为他痛苦地意识到，这吃人的筵席与地狱并非和他无关，就像《狂人日记》所说的一样，“我也在其中”。正因为鲁迅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整个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黑暗，而且这个黑暗和他自己有关，他就必须站出来支持那些被谋害的青年学生。这是一些想呻吟而不能呻吟，“无叫唤”的青年，而作为一个享有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只要自己还能说话他就必须说话，只要自己还能呻吟他就必须呻吟。他是出于这样一个动机，这样一个心理的动因，与女师大学生站在一起的。他正是在履行自己在五四时期的诺言：“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指青年一代——引者注）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5
应该说，鲁迅参与女师大风潮并非出于一时的义愤，而是有着极为深广的思虑的，其背后有着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中国的教育，以及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的深刻体认，并且有着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与心理、情感反应，这在当时的中国，或许在今天的中国，即使不说超前，也是十分特殊的，因此他在女师大风潮中所表现出来的决绝态度，就很难为一般人（包括某些今人）所理解，本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不被理解也是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宿命。
（二）
但鲁迅仍然没有料到，他刚刚起草一个《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联合了一批包括周作人在内的教授，出来为学生说话，证明那六个被开除的学生自治会成员在品行和学问上，都没有问题，竟引起了他的同事，北京大学“现代评论派”的教授们的另外一种反应，并引发了一场轰动一时而影响深远的论战。
所谓“现代评论派”教授，又因为他们主要居住在北京东吉祥胡同，又称为“东吉祥诸君子”，这是一批欧美归来的年轻教授，大部分是《现代评论》杂志的骨干。《现代评论》创刊于１９２４年１２月，正是胡适创办的《努力周刊》１９２３年１０月停刊一年多以后，一般认为《现代评论》是《努力周刊》的继续，“现代评论派”的教授与胡适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6但《努力周刊》以评论政治为主，《现代评论》则基本是一个以学术文化为主的刊物。引发冲突的是《现代评论》１ 卷２５期发表的西滢（陈源）的《闲话》，后来结集出版时就加了一个标题叫《粉刷茅厕》。任何读这篇文章的人，都很容易看出，陈源的立场，是不赞成学生的，认为她们“闹的太不像样了”。举出理由有二，一是“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即学生意见不一致，暗示反对校长的只是少数人；二是“学生把守校门”，校长在校内不能开会，这就“不像样子”，“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在陈源这些教授看来，学校要有个“样子”，有一个固定的秩序，比如学生必须规规矩矩读书，一切听从师长等等，现在学生要反抗，把校长赶出去，这就“不像样”，不成体统，“教育当局”就应该加以“整顿”，而且“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这就很有点杀气腾腾的味道了。这背后是隐藏了这些教授的一种教育理念的，就是要运用校长与“当局”的权力维护学校的既定的秩序，并不惜采取严厉的“整顿”措施。另一方面，在陈源这些教授眼里，学生们闹事，是一种“群众专制”，因此要“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这里当然指的是身为校长的杨荫榆——引者注）说几句公平话”。7这里确实可以看出两类教授的不同立场：在鲁迅这样的坚守“下者、幼者、弱者本位”的具有反叛性的教授看来，这是校长压迫学生，鲁迅说得更为严重，这是“在杯酒间”谋害学生；而那些坚持“上者、长者、精英本位”立场，以维护秩序为己任的教授们看来，这是学生捣乱，是群众对校长进行专制。在对待学生，校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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