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 |
 |
时间：2009-7-24 13:56:29 来源：不详
|
|
|
长，以及校长背后的政府当局的不同态度就造成了北大的两类教授之间的分歧与分化。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正常的，学生运动一旦发生，学校的老师就会有不同的态度。
如果仅是意见与态度不同，后来的争论或许不会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陈源尽管自己明显地站在校方这一边，已经对学潮中的是非作出了明确的判断，不但指责学生“不像样子”，而且呼吁当局“整顿”学校，“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但却要作出毫不偏袒的公允姿态，宣称“女师大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同时，又把责任推给“某籍某系的人”“暗中挑剔风潮”，并指责他们“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却又不明说，而是“听说……可是……未免……可惜……还是……但是……”，文字极尽曲折之能事。这大概是出乎鲁迅意料之外的，却激起了鲁迅反击的激情。这种激情来自于鲁迅发现自己面对的可能不是陈源这样具体的一个人，而是一个代表，一种典型。径直说，鲁迅觉得陈源可以进入他的杂文了。鲁迅后来谈到他的杂文的特点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又说“盖取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8在他看来，陈源是一个很好的标本，是可以借此来解剖中国知识分子某一个侧面，或者某一类知识分子的一些特点的。鲁迅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不是对某一个人（例如陈源）作出全面评价，而是将其一时一地（例如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言行，作为一种类型现象来加以剖析。他所采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抓住其有普遍意义的某一点，而有意排除了为这一点所不能包容的某个人的其他个别性，特殊性。如陈源，按今天的认识，他确实也有很多可取之处，即使他的《闲话》也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后来鲁迅在写《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时，不是以杂文家身份，而是以学者的身份来说话，对“现代评论派”的文学，包括陈源夫人凌淑华的小说，都给予了充分的评价。而现在，鲁迅关注的是陈源在女师大风潮、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中的具体表现中所显示出来的倾向性，如瞿秋白所说，这时候陈源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作普通名词读”9，并不是对他个人的“盖棺论定”，至多只是针对具体论争中的是非作出判断。鲁迅后来说他的这些杂文里，“没有私敌，只有公仇”，正是强调这一点。但鲁迅的“战法”又是很有特点的；正像一位研究者所说，鲁迅总是“直接借用对方文章中一些‘关键词’，抓住不放，大作文章，显得十分坦然，又往往击中要害”10，并借此把问题的揭示引向深入。下面，我们就想通过这些关键词语的分析，来看看鲁迅发现与剖析的是怎样的一种知识分子类型。
首先我们看，鲁迅怎样为这类知识分子“命名”，这可以说是鲁迅论战的基本方法，有点像绍兴师爷喜欢给对方起绰号，绰号一取，一辈子都逃不了。鲁迅对于“现代评论派”有两个命名，首先是“特殊知识阶级”。这倒不是鲁迅的发明，而是他们自己说的。1925年，段祺瑞政府召开“善后会议”，准备成立国民会议，胡适这批教授对此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有些英美留学生还专门组织了“国外大学生毕业参加国民会议同志会”，向善后会议提请愿书，声称“国民代表会议之最大任务为规定中华民国宪法，留学生为一特殊知识阶级，无庸讳言，其应参加此项会议，多多益善”。《现代评论》１ 卷２ 期也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的文章，说在当前中国政治上有三大势力：军阀，有兵权；政治家，有政治势力；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在社会具有一种精神的势力，而常为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之智识阶级”，因此，善后会议必须有“智识阶级的领袖”参加，这些“物望所归之中坚人物”将以其“政治上之实力与人格上之权威”在中国政治中发挥指导作用。11正像后来鲁迅所批评的，这班从外国留学回来的大学教授“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12仿佛他们留过学，就应该享有一种特殊的权力。徐志摩就在一篇题为《汉姆雷德与留学生》的文章中说：“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13这样强烈的知识权力意识与因背靠着外国势力而产生的精神优越感，自然会引起鲁迅的强烈反感。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