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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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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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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Theory of the State）时，从德文的nation翻译过来的，而梁启超（1901）根据这篇译文写了一篇论伯伦知理的文章，这个词汇因此引起国人的注意"，载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423页，重庆出版社，1987。
[42]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载《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388页，三联书店，1998。
[43]例如在1896年，76岁的学者俞樾"见西学东被日甚，感触颇多，曾作《告西士》与《咏古》两首长诗"，诗里称将来世界将同文同俗天下一大合等等。见郑振谟《俞曲园樾先生年谱》83页，商务印书馆"新编年谱集成"排印本，台北，1982。
[44]甚至国家对外机构也不得不依照变化而变化，清代外交两大机构是理藩院和主客司，前者负责国内各地，如蒙古、西藏、廓尔喀，后者负责朝贡国如朝鲜、越南、缅甸、苏禄、荷兰，表示"亲疏略判，于礼同为属也"，西洋各国开始都属于理藩院，但是，"逮咸同以降，欧风亚雨，咄咄逼人，觐聘往来，缔结齐等，而于礼则又为敌，夫诗歌’有客’，传载’交邻’，无论属国与国，要之来者皆宾也"，态度已经大为变化，见《清史稿》卷九十一《礼十·宾礼》，2673页。
[45]中国外交的详细变化，参看梁伯华《近代中国外交的巨变——外交制度与中外关系变化的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1990。
[46]《史华慈、林毓生对话录——一些关于中国近代和现代思想、文化、与政治的感想》，林毓生《思想与人物》439－468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4。也许林与史似乎都有一个看法，即中国近代没有从普遍的自由主义的基础即"个人为一个不可化约的价值"，开出一个保障个人价值的社会与政治制度，而由于对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整体"进步和强大的追求，更多地考虑了科学方法的普遍实用性，因此它构成了"反传统的民族主义"的合理性。
[47]参看李国祁《满清的认同与否定——中国近代汉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认同与国家》91－13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94。
[48]中国古代国家体制的权力支持系统，应当包括孟德斯鸠《法意》（The Spirit of Law）中所说的德性、荣誉和恐惧的合一，也是韦伯（Max Weber）在《支配的类型》中所说的三种支配类型（法制型、传统型、卡理斯玛）的合一，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What is authority》中讨论到的三种政体（指权威、专制、极权）的合一，见韦伯《支配的类型》，康乐中译本，29页，允晨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5；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蔡英文译本《译序》，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2。
[49]《革命与更新》，载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63－64页，重庆出版社，1987。按：杜兰此文原为《中国与远东》第五章，幼狮翻译中心中文译本，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
[50]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载其《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23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51]《天演论》上《导言一·察变》，《天演论》下《论十七·进化》，《严复集》第五册，1324页，1396页，中华书局。 << 上一页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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