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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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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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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台北，大通书局。
[28]关于这一历史历程的研究，可以参看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以及薛化元《晚清中体西用思想论（1861－1900）：官定意识形态的西化理论》，稻乡出版社，台北，1991。
[29]《康南海自编年谱》29－30页。中华书局，1992。
[30]《满清的认同与否定——中国近代汉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认同与国家》91－13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94。
[31]张灏《再论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二十一世纪》45期，19页，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2月。
[32]张灏《晚清思想发展试论——几个基本论点的提出与检讨》，载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27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33]朱维铮《万国公报文选·导言》，24页，《万国公报文选》，三联书店，1998。
[34]《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104页，郑大华点校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35]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参看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小川博编辑《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37－63页，香港中文大学，1980。
[36]张灏《再论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载《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55－62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张灏指出，"意义危机"（the crisis of meaning），正是从十九世纪这个年代开始的，见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载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280页，重庆出版社，1987。
[37]关于这一点，胡思敬《审国病书》第六页中曾经说到，"中国不受甲午之辱，则康梁邪说不足以惑众，而戊戌之变可弭，戊戌政变不作，则德宗不至于失势，端邸不至擅权，而庚子之祸可弭"，见《退庐全书》，癸亥南昌刻本。
[38]《康南海的三世进化史观》，载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541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所以谭嗣同的《仁学》中一连用了七个"冲决"来表现决心，表面上是否定一切历史与传统，实际上是用反传统的形式来延续一种革命的传统。
[39]分别见于《湘报类纂》甲集，上卷，37页、4页。
[40]正如梁启超《新民说》所说，近代危机的意义就在于它提醒了"同种族、同宗教、同习俗"的中国人，要"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参看黄进兴《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色之一：梁启超的终极关怀》，《当代》第十七期，1987年9月。台北。
[41]据说正是在1895年，《强学报》上刊登了一篇谈论伊斯兰民族为何衰落的文章，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近代意义上使用了"民族"这一词汇，参看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初期使用情况》，《民族研究》2号，1984。田智子《中国语の’チ壁’とぃぅことばの现と期の使用例》，《立命馆言语文化研究》七卷四号，京都，1996。究竟是否如此当然尚待考证，不过，按照傅乐诗（Charlotte Furth）在《独行孤见的哲人——章炳麟的内在世界》中的说法，"’民族’是日人加藤弘之在1873年翻译伯伦知理（J.K.Bluntschli）的《邦国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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