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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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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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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基本完整，应该是士人确信中学可以为体的根本基础，由于不存在殖民地政府的直接压迫，中国人在面对西方压力时显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更多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更能去主动接受和采纳外来的思想资源"[50]，而这正好导致了中国思想界后来在"救亡"和"启蒙"、"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紧张。
六
这一年，严复写了《论世变之亟》的名文，题目就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对中国处境的紧张和焦虑，同在这一年，他又写下了《原强》，题目同样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给中国选择的出路，只有"富强"，才能应付这种巨大的"世变"，只有应付了这次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保存民族的血脉不至于香火断绝，为了这种绝对优先的目标，中国只能接受西洋现代化的途径。据说也是在这一年，他译好了赫胥黎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他还没有拿出去印，却在不久就已经不胫而走，陕西味经售书处抢先把它拿去印刷出版，很快就风行一时，特别是一开头的"物竞"、"天择"两词，给处在十九世纪末那种难言心境中的中国人，增加了几分紧张，几分焦虑，而结尾处的"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51]，这句话仿佛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谶言。
注释：
[1]《翁同?日记》第五册，2792页，中华书局，1997。在甲午海战前后，翁氏曾经急得上火，"一团热火尽在上焦，有燎原之势"，"闻平壤已失，益决肝火上炎"，他是坚决的主战者，大约正因为如此，他才对城下之盟特别痛心，同上，2730－2731页。
[2]《郑孝胥日记》482页，中华书局，1993。
[3]《缘督庐日记》光绪乙未三月廿五日，转引自《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二》338页，上海书店，1992。
[4]《张謇全集》第六卷，37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5]《翁同?日记》第五册，2795页。
[6]《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六六，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3320页。
[7]同上，2797页。关于1895年的历史情况，参考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二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63。
[8]《辩夷、洋》，载陈旭麓《近代史思辩录》22－3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9]《翁同?日记》第三册，1113页，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3。
[10]《薛福成选集》5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1]在清代很长时间里，很少有人把日本称作"东洋"的，如清中叶的赵翼《天主教》、姜宸英《日本贡市入寇始末拟稿》、蓝鼎元《潮州海防图说》、纪昀《传闻少实》虽然都说"东洋日本"，但是这东洋是说它在东面大洋中，"洋"并没有与"土"相对，只是一种空间位置而已，分别见于《清经世文编》卷六十九，五页B、卷八十三，九页A，四页A、卷六十九，十一页A。
[12]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参看伊藤之雄《日清战前のい国绰鲜认识の成と交论》，载古屋哲夫编《近代日本のフジア认识》103－171页，绿荫书房，东京，1996。
[13]《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20辑，643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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