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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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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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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舆论的民主形式，也被当时士人当做金科玉律恭敬地搬进来了。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本来就有士大夫议政的地方，从春秋时代的乡校，到宋代的太学，都是如此。不过，这并不成为民主传统，乡校也好，太学也好，都是希望把意见"上达天听"的，他们的心中始终还是相信"文死谏"，在他们的预设中，最终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仍然是皇帝，于是只有朝廷的议政才是有用的。但是，1895年这个时候，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而且这个会还必须在京师召开，才能收到"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而举之于辇毂众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29]。这已经把"相聚讲求"的目标和理想，转到了"开风气，开知识"上，而开风气开知识中，开的却是西方的风气、学的却是西方的知识，正如李国祁所说，1895年之后，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已经与"自强运动时期颇不相同，自强时期的求变求新，尚是相信中国的道统、中国的文化不可变，故其求变求新仅及于器物层面，而他们已经开始相信精神文化层面亦必须改变……他们较自强运动派更相信西学，视为是国家民族求富求强的万灵丹"[30]。
研究者都注意到这种现象，1895年以后，新的传媒、新式学堂、新的学会和新的报刊的出现，"西方文化在转型时代有着空前的扩散"[31]，而西方知识与思想也在这些载体的支持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如果说，1895年以前的士人们尤其是大儒、甚至沿海士大夫对西学还有"一种普遍的漠视"，"一般士大夫思想上的门仍然紧紧地关闭着"，但是"在1895年以后开始有了极大的转变"[32]，而《万国公报》的言论也表现着这一倾向，"以甲午战争为分野，《万国公报》的言论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以前大多没有超出通商筑路、改革科举的范围，那以后便转向’不变法不能救中国’"[33]。可以作为佐证的是何启（1858－1914）和胡礼垣（1847－1916）的《新政论议》，这篇写在1894至1895年间，显然是有感于甲午之役的文章指出，"兹当玉弩惊张之会，金瓯动荡之辰，将欲再奠玄黄，永安社稷，则必奋然改革，政令从新"，他们的想象中，这些改革不仅包括了开铁路、广船舶、清户籍、办日报等等，还包括了政治变革，如学校、选举、议会等等，甚至提出了一种妥协的君主制的民主制度[34]。顺便可以一提的是，为了更快地引进新知，当时的人还想到一条捷径，即从善于翻译的日本那里转手引进西学，这条途径由于日本迅速崛起和中国不敌日本，很快被大多数急于求成的人承认。据学者的研究，在甲午战争之前的三百年中，日本翻译中国书有129种之多，而中国翻译日本的书却只有12种，其中大多数还是日本人翻译，但是到了甲午之后的十几年中，情况发生逆转，日本译中国书仅有16种，其中大多数还是文学书，而中国译日本书却达到了958种，内容包括了哲学、法律、历史、地理、文学，也包括了地质、生物、化学、物理，几乎涉及了所有的近代知识，这种逆转已经说明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大势，已经无法维持它自己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完足[35]。于是，中国思想世界在东洋和西洋的两面夹击下，开始走上了越来越急促的不归路。
张灏曾经指出，自1895年以来产生的很多思想有一个共同的方面，即"这些思潮都带着浓厚的群体意识，期望把中国自此一危机中解放出来，他们向往着一个未来的中国，并追寻通向那目标的途径"，而这种意识表现为一个三重结构上（tripartite structure），即危机意识、瞩望目标和实现途径[36]。在对于亡国亡种的危机意识中，他们把瞩望目标锁定在学习西洋上，把实现途径确立为激进的变法上，这一根本的转向恰是从1895年开始，在康有为以降的人的身上已经明显表现出来[37]，正如许冠三指出的，他们"一反二千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通俗信念，南海（康有为）及其弟子皆相信，’变者天道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谭嗣同则曰：’新也者，群教之公理也’"，那个时代的心情下，一切都在变，一切都求新[38]，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也就是戊戌变法的那年，一个叫樊锥的人在《湘报》发表《开诚篇》，提出了最早的全盘西化论，叫"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诠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政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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