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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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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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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环绕中国的诸国也开始远离中国，世界图像其实已经变化[44]，自七十年代日本强迫琉球停止向清帝国的朝贡并要求奉日本明治年号、行日本法律以来，越南、朝鲜、缅甸、暹罗的宗主权接连丧失于法、英、日，中国开始直接面对新的世界格局[45]。但是，奇特的是，尽管"天下"已经变成"万国"，可中国知识界传统的"天下一家"的意识和"心同理同"的观念，还是使中国近代在面对世界的时候，却产生出一种相当复杂的取向，即对真理和价值的世界主义理解，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对"西方"的爱恨交加感情，以及反传统的民族主义。
林毓生在与史华兹的讨论中，曾经提到的现代中国的"反传统的民族主义"（iconoclastic nationalism）[46]。这一思想似乎可以与维护经典与传统的"原教旨的民族主义"相对照，看上去似乎它激烈地背弃着传统，其实，这种思想的支持系统中也是一种传统。首先，由于大中华的天下中心主义以及事实上在东亚的文化中心地位，构成了一种偏激的自尊心态，急于要证明自己的大国地位，于是常常并不能处于平静的心情中。在《坤舆万国全图》证明中国只是万国中的一国，在四夷由原来的朝贡国反倒成了讨债人，在宇宙空间越来越大而中国越来越小，发现自己的"天下"并不是那么大的时候，心理的颠覆实在太大。从几十年前还自信满满地斥责西洋东洋人"夷性犬羊"，主张严守夷夏之分，到后来反身发现自己的历史中并没有使国家迅速强大的知识和技术、过去赖以自豪的人文学知识和技巧并没有实用意味，甚至连历史也并不那么悠久得令人兴奋[47]，在这个时候，人们开始抱怨自己的"传统"其实并不中用，于是，处在这种心理失衡的知识阶层就很容易采取全盘摒弃的做法，晚清时代批荀子、批韩愈一直到五四时期的批孔家店，就是这种心情的结果；其次，中国的政治、宗教与文化权力，本来就高度集中，互为倚角，政治权力通过种种仪式，依赖宗教得到合法性，通过知识阶层的文化论证获得合理性，而宗教与知识则在政治权力的护佑下得到合法存在的理由，并获得其权力，正所谓政统、道统和神统三位一体，体用之间密不可分，并没有各自独立的领域[48]，可是正如《红楼梦》那句人人尽知的话一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正如谚语所说的那样，"兄弟七八个，围着柱子坐，一旦站起身，衣服就扯破"，当本来就因为由满族建立而缺乏汉族文明认同的有缺陷的政治权力已经在"坚船利炮"下失去了天然的合理性的时候，当本来就并不独立的宗教在天地翻复的时代并不能够起"收拾人心"的作用的时候，当历史传统中就过于偏向人文学而缺乏技术知识和实用意味的知识在这种"全球竞争"时代已经不能支持国家与民族的自信的时候，痛感体用皆无的知识阶层就很容易引出"反传统"的思路。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所谓 "传统"并不是只强调接续的意义，在中国的传统中是有一种内在的紧张的，人们常常忽略了"传统"中本来就包含了"复古"、"革命"、"更化"等等反传统的倾向和资源，因此，当人们在痛感传统失去意义的时候，也会从传统的另一个口袋中找到资源，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反传统主义者，恰恰是从传统和经典的资源出发的，像康有为、梁启超，像公羊学、大同论等等，在这些思想中，民族主义由世界的普遍价值出发，世界主义靠民族的实际存在而获得普遍意义。
威尔·杜兰（Will Durant）在观察了近代中国历史后说："今天中国人最强烈的感情是痛恨外国人，同样的，今天中国最有力的行动是崇拜外国人，中国知道西方不值得这样崇拜，但是中国人却被逼得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工业化或殖民化二者任由选择"[49]，这种两难处境和矛盾心理使得中国近代的思想史变得很复杂，正是在这种状况下，还拥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而且暂时还拥有政治自主权力的中国，被这种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紧张，既激活了一种民族主义的感情，又激活了一种普遍主义的追求。由于"根"还没有断，所以"续根"的心情就更加迫切，这种延续民族和文化之根的想法支持着民族主义的情绪，在"救亡图强"的口号下相当有吸引力，由于判断是非曲直的"尺度"已经被西洋话语所控制，所以"追求富强"的价值观念和"追求实用"的工具理性，又取代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性，在西方的比照下人们似乎都在一条跑道上竞赛，于是世界主义又成了一种被认同的真理，其间的原因正如罗志田《权势转移》所说，"领土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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