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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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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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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说的，"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23]，也正如何启、胡礼垣《新政始基》所说的，甲午一战实际上是分界线，"未之战也，千人醉而一人醒，则其醒者亦将哺糟啜醴，宜其醉醒无时也"，但是"一战而人皆醒矣，一战而人皆明矣"[24]。但是，这种苏醒好像不是自然的苏醒，而是被某种惊人的声音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乍一醒来的人，有几分恼怒，几分惊慌，还有几分茫然，就像光绪皇帝的醒悟，就似乎象征着整个中国的一种反应，就是在惊慌失措以后的紧张和焦虑，这种紧张和焦虑的反应，恰恰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激烈改革甚至革命思路和策略的出现。
三
彻底改革突然成了上下的"共识"，激进情绪突然成了普遍的"心情"，曾经是顽固保守的官员、给中国带来压力的洋人、对国家积弱状况并无深切了解但是有切肤体会的平民百姓，以及始终自觉承负着使命的知识阶层，似乎在1895年的刺激中，一下子都成了"改革者"，而改革趋向竟是相当一致的向西转。
这一年，王同愈路经杨村，拜见袁敬孙，袁给他看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他觉得这书"深切时务，洞烛利蔽，国家诚求富强，舍此奚择哉？"于是作书致缘督同年，并附此书"转达常熟师，进呈黻座。一人独端于上，幡然大改前辙，富强之效，不难速致也"[25]。其实，"盛世"一词当然是自欺欺人的说法，不如此则有违碍之嫌，而"危言"却是实在的，不用危言耸听的高声来唤醒国人，知识阶层担心不能奏效。于是那个时代，各种大胆的思路都开始出现，而对于传统的怀疑和对于历史的批判，也开始越来越激烈。在这一思想转型的背后，有两种观念已经不言而喻地成了人们思考的基础，一个是普遍的世界主义观念，在弱肉强食的现实支持下，在成王败寇的心理刺激下，人们相信世界必然向一个类似于西方列强的方向发展，中国也不例外；一个是个别的民族主义观念，人们相信只有民族与国家的强大，才能够与列国一同存在于世界的现代秩序内，中国当然也不例外[26]。
我们知道，本来中国的士人还对自己的传统抱有希望，至少在民族自尊还能维持的情况下，他们还希望以先王之旧法开后世之新政，所谓"西学中源"的命题一直在维持着这种思路，而"中体西用"的口号也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对传统的希望。但是，从1895年这时候人们却开始倾向于承认，也许是痛苦地被迫承认，至少在实用知识与技术层面上，西洋是比中国强，甚至东洋也比中国强，也不能不承认中国必须改革，而且改革的方向就是学习西洋甚至是仿效东洋。代表清廷签署马关条约的李鸿章，也不由得承认"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27]。
如果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一个深刻的曲折，从明末清初面对西洋新学时士人关于"西学中源"的历史制作，到阮元《畴人传》中所表现的对天文算学的实际重视和对西洋学术的习惯蔑视，以及李锐、李善兰等人试图在算学上超越西洋学问，从冯桂芬《采西学议》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张之洞等人的"中体西用"[28]，在面对西方文明时，中国大体上都是坚持克拉克（Edward A.kracke）所说的，"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可是，1895年以后，在这种追求富强的心情中，一切却似乎在向着西方式的"现代"转化，出现了"在传统外变"（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的取向。当然，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康有为的"新政"。在这一年的5月，康有为第三次上书光绪，接着，发生了"公车上书"事件，8月，康有为等成立强学会，12月，包括了汰冗员、改科举、办学堂、修铁路、开银行等等措施在内的新政诏书十二道拟出。其实戊戌变法的根已经种下，而思路也不知不觉中向西转，举一个例子，就连西洋提倡开会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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