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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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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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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心情，纠缠着相当多关心中国命运的士人，比起鸦片战争的耻辱来，可以看到这次的心情变化相当明显而且剧烈，当时的何启、胡礼垣在《新政始基》中就说，甲午一役，丧权辱国，"遂令二十三省如几上肉，任与国之取求，四万万人如阶下囚，听外人之笑骂"[19]，直到五十多年以后，经历过这一巨变的张元济在回忆1898年的戊戌变法时，仍然一开始也要提到甲午之战，说"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丙申年前后，我们一部分同官经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他提到的人里面，有文廷式、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沈曾桐等[20]。就连皇帝，也心情相当沉重和复杂，在屈辱的和议之后，面对群情汹涌、民怨沸腾，无奈的光绪皇帝有一份上谕给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他抱怨说：
近自和约定议以后，廷臣交章论奏，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仍应废约决战，以期维系人心，支撑危局，其言固皆发于忠愤，而于朕办理此事，兼权审处，万不获已之苦衷，有未能深悉者。
他坦率地说，自己已经处在困局之中，"宵旰彷惶，临朝痛哭……此中万分为难情事，乃言章奏者所未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21]。大概在历代中国皇帝的谕旨中，这份上谕是相当特殊的，在紫禁城里被天下臣民仰望的天子，能够如此坦率地剖露自己的委屈，也许是很少见的，中国最高统治者一呼百诺的皇帝，居然有如此屈辱的心情，大概特别令中国臣民感到震惊，而皇上的谕旨里的百般无奈和束手无策，反而更刺激了民间的一种激进情绪，很多人都在这种上下一致的激荡心情中，找到了一种共识，即光绪皇帝在上谕中所说的，"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
但是，究竟什么是"积弊"？这涉及到如何"自强"？皇帝看到的是军事孱弱和经济不况，所以在这一年的策试中，受到激烈刺激的光绪皇帝在保和殿策试天下贡士的时候，他希望从士子的回答中寻找解救的策略，便把策问的问题集中到了军事上来，追问士人们"孙子练兵，吴子治军，李靖之问对，所详手法足法，明王骥、戚继光所论练兵之法，其目有五有六，能备举之欤？……究极精微，谙求韬略，若淮南子兵略训、杜牧战论、苏轼训兵旅策，见诸施行，果能确有成效否"，再问关于财赋的事情，"国用必有会计，禹巡狩会诸侯之计，其说何徵？周礼小宰，岁终令群吏致事，郑注若今上计，司会逆群吏之治，听其会计，有引申郑注，受而钩考，可知得失多少，见于何书"[22]？
这很有代表性，但这显然又是临时抱佛脚。练兵、聚财，无非是富国强兵的老思路，其实在中国士人官僚中，早就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只是在那个时代，他们虽然一方面对危机有深刻的认识，但另一方面还都对中国的命运有着很高的期望，一方面对西方富强之术十分仰慕，但另一方面对中国道德文章还怀有信心，所以希望用这种后来称为"中体西用"的思路来挽救危局。1887年2月，曾纪泽这个最早意识到中国危机的士人曾经在香港的《德臣西字报》中刊登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中国先睡后醒论》，文中虽然也用一个"睡"字承认中国面临的危机，但又列举了中国购买战舰、修筑炮台、保卫属国、抵抗外敌等等，认为是中国已经从睡梦中醒来，这篇文章标志了像曾纪泽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感觉。他们相信中国很快就会在西洋的刺激下苏醒过来，重新成为世界中的强国和大国。就是对于日本的警惕，其实他们也早已经有了，不过，他们大概还残存了古代中国的"天朝"想象，对于日本，还只是"肘腋之患"的感觉，还体会不到心腹大患的紧张。
然而，在不到十年的1895年，当国依然不富，兵还是不强，而东洋人却真的崛起的时候，这种从容和自信的心理崩溃了，人们发现中国实际上还没有醒，他们真正醒来，正是在这个令中国人真正感觉到痛彻心脾的1895年，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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