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人类早期文明的三种路径 |
 |
时间：2009-7-24 13:56:34 来源：不详
|
|
|
立，显然与雅利安人的入侵有关。“19世纪末，人类学家李斯累在孟加拉对种姓进行形体人类学调查，发现种姓高低与鼻型指数之间有一种奇妙的一致性：地位高的婆罗门鼻子细长，地位最低的‘贱民’鼻型扁平，其他介于二者之间的种姓，其社会地位的高低也与鼻型指数一致。由此，他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印度人的社会地位与鼻子的宽度成反比。’他把种姓的起源归于白肤高鼻的雅利安人与黑肤宽鼻的土著人（达罗毗荼人）的接触与混血，尤其是雅利安人为了维持血统纯正而规定的族内婚。他假设，约在公元前3000-1500年，白皮肤的雅利安人征服了次大陆的土著人——黑皮肤的达罗毗荼人。最初到来的雅利安人主要是青年男子，他们从被征服者中娶妻，而只把女儿嫁给雅利安人。这样，虽然发生了混血，但在征服者雅利安人中仍保持着对血统的骄傲。当到了他们自己集团内的女性已足以供结婚之用时，为了阻止进一步混血，他们便停止了从土著人中娶妻妾，只在自己集团内通婚，于是种姓便产生了。” 而反过来，正是为了维护种姓制度的合法性，他们才别出心裁地将图腾崇拜中原本就具有的血缘因素，以业报轮回的曲折方式与人的出身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古希腊也不同于古中国的独特的文化体系。因此，正像希腊人和中国人对于图腾崇拜的改造符合其社会的需要一样，印度人对于早期宗教的确立也与其社会的发展状况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许烺光认为，“尽管存在着许多普遍性的东西，但人类对各自的环境——人、自然和超自然——作出的反应却不存在任何统一的方式。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对相同的环境会作出不同的反应。” 而我们的研究则表明，正是由于古代的希腊、中国和印度次大陆在跨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有着不尽相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才使得其文化的创造者们将图腾崇拜中原本只在逻辑上具有的三种发展样式的可能性，变成了历史的现实性。这一点，恰恰说明了社会存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四
在弄清了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三种人类早期文明之共同的人类学前提和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之后，让我们来进一步考察其各自的文化特征。
由于私有制的利刃较为彻底地斩断了人与人之间原始的亲情血缘关系，使得古代的西方人呈现为各自独立的单子状态。其最集中的体现，便是希腊城邦中的公民。“公民”这个概念，在古代的中国与印度是没有的。（1）尽管并非所有城邦的人员统统具有公民的资格，但公民无疑是希腊城邦制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的第一章中专门探讨过这一问题。在他看来，所谓城邦，不过是为公民提供至善生活的手段而已。离开了公民，城邦本身便毫无意义。显然，这里的“公民”与中国古代之“黎民”、“黔首”之类，有着不同社会地位和文化含义。（2）尽管妇女、奴隶和外邦人被排斥在公民的行列之外，但公民并不是高贵血统的特权或专利。“比如说，古典时代的雅典，凡是自备甲胄武器和马匹，参加公民军当骑兵和重装步兵的富裕阶级或中等阶级的成年男子是公民，参加海军当浆手的贫民阶级，领取国家发给薪饷的，也是公民。” 这既不同婆罗门、刹帝利，更不同于首陀罗、不可接触者。在印度古代的四大种姓中，没有任何一个等级可与之对应。
在精神领域，如何将这些有着独立人格的公民统一起来呢？显然，仅仅依靠原始的亲情伦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亲情血缘关系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物质利益关系所取代了。要将这些被物质利益切割成单子状态的个人重新统一起来，使之获得情感上的沟通与交流，必须借助于一个超出血缘之上的绝对中介。正是出于这种需要，希腊人才创造了自己的神学体系。作为联系人与人之间的绝对中介，希腊神话中的各个神祗与每个公民之间都是等距离的。尽管与希腊社会的多元城邦制相一致，希腊神话中的神也是多元的。然而多元的奥林波斯诸神不仅为以后的西方人认同于三位一体的基督教神学进行着心理上的准备，而且其本身已具备了后代神学所应有的精神慰藉的文化功能。伯奈特在《早期希腊哲学》中指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有权力逃避。” 可见，上帝式的神灵使每一个孤独的个体可以得到彼此的沟通，使每一个有限的存在获得无限的意义。于是，从野蛮而又富有图腾意味的提坦诸神，到安逸而又富有城邦特征的奥林波斯诸神，再到受尽苦难而又富有普世色彩的耶稣基督，西方人一直企图在彼岸世界中寻找一种精神的家园和生命的归宿。因此，尽管希腊文化与希伯莱文化之间确实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