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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人类早期文明的三种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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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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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希腊人一方面在虚无飘渺的奥林波斯山上创造着与人类毫无血缘关系的神学世界，一方面又在坚硬的海岛和岩石上创造着完全不同于氏族社会的城邦制度。这一切看似并无关系的偶然创造，实质上都是必然的、有条件的、彼此密切相关的，是希腊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所做出的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性选择。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图腾崇拜（自然与血缘的神秘统一）——神灵崇拜（自然的神话）——宗教精神（自然神话的加工）的文明路径。
那么，与古代的希腊人这一“正常的儿童”相比，作为“早熟的儿童”的中国古人又是在何种环境下创造了东方的华夏文明呢？根据现有的资料看，古希腊与古中国在进入文明社会的时代，其生产力的水平是不尽相同的。如上所述，早在城邦制度繁荣之前的“荷马时代”，西方人即已开始使用铁制农具进行生产了；而我国的夏、商和西周时代，非但没有铁制的生产工具，就连青铜的冶炼也主要用于礼器和兵器的制造。考古工作者在陕西陇县边家庄发现的春秋早期墓葬群中出土的铁器，被视为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铁制品。 然而，早在这种新的生产力要素出现以前，我们的古人却同样进入了文明时代。关于这一点，如果人们对夏代社会的认识尚因文物资料的不足而有些分歧的话，那么殷商属于文明社会当是没有问题的。然而，1929年殷墟的一次发掘，光石镰就出土了上千件，却并无一件金属农具。 1932年殷墟的另一次发掘，仅一个坑中就发现了444枚收割禾穗用的石刀及几十件蚌器，而在出土的成千上万件文物中，没有一件可以称得上是青铜农具的。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居住遗址出土石器482件，其中镰、铲等农具占91％以上，然而却无任何金属农具。因此，正像张光直所指出的那样，我国“在青铜时代开始之前与之后的主要农具都是耒耜、石锄和石镰。没有任何资料表示那社会上的变化是从技术上引起来的”。 既然没有生产技术的历史性突变，作为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早期的国家制度又是怎样出现的呢?这大概与黄河有关，于是我们的问题便再一次回到自然环境上来。
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流域的冲积平原有两大特点：（1）其松软的土壤而为铁质农具发明以前的古代先民们提供了耕作的可能性。（2）其频繁的洪涝又使得人们必须建立大规模的社会组织才能加以治理。与生活于地中海区域的希腊人不同，生活于黄河流域的中国人的天职不是去海上冒险，而是要兴修水利。这种工作不仅不是少数人所能完成的，而且也不是某个部落群体单独所能胜任的，它需要大量的人力和高度的社会组织结构。大量的文化遗迹表明，黄河流域的社会组织发育得相当早。从仰韶文化的一些遗址来看，其社会基层结构已相当完善，集体居住面积一般有数万至数十万平方米，最大的如华阴西关堡、咸阳尹家村达100万平方米左右。半坡和姜寨等遗址中，包含着居住区、群体活动场所和广场、陶窑和牲畜场、墓地与村落防护沟等。专家们认为，这种村落可能已是几个氏族聚集的部落居址。 这一切，显然在为国家的出现创造着条件。我们不应忘记，传说中夏代的创始人禹就是以治水而起家的。作为夏后氏部落的首领，他联合其他部落一同疏浚河道，并在这一过程中将部落联盟演变为国家制度，致使他的儿子启废除了部落首领靠选举、禅让而产生的原始制度，最终建立起以血缘沿袭王位的国家制度，从而使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集团过早地诞生了。 过早地诞生，也就是“早熟”；而“早熟”，也就是不成熟。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使得剩余产品不会很多；而剩余产品的匮乏，又导致了私有财产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便自然会导致如下两个结果：（1）中国古代的城市经济和贸易水平都无法与古希腊的城邦经济相比。这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典型的古代的历史，这是城市的历史，不过是建立在土地所有制和农业之上的城市的历史；亚细亚的历史，这是一种城市和乡村不分的统一(在这里，大城市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经济制度上一种真正的赘瘤)” 。（2）氏族成员在向奴隶和奴隶主两极分化的历史过程也演进得不够彻底。这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那样，“在东方，家族奴隶制是特殊的，即是，在这里，奴隶不是直接地形成生产的基础，而仅是间接的氏族的成员。” 这就是说，与古希腊的文明进程不同，由于产品的交换和社会的分工没有得到普及，土地没有完全私有化，氏族内部的血缘关系也没有被彻底破坏。因此，当原来氏族社会中的显族逐渐演变成奴隶主阶级而其他氏族成员沦为奴隶的时候，他们之间至少在表面上仍维持着一种原始的宗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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