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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人类早期文明的三种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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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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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战多情，报复心重，荣誉感强，具有明显的人格化和个性化的特征。与这种“人格神”的文化处理方式不同，中国古代却有着“神格人”的一系列传说。这些传说不是将人的种种个性附会在神的身上，而是将种种并非个人所能完成的奇迹附会到一些早逝的祖先身上。《韩非子·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能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悦)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从“有巢氏”、“燧人氏”到“伏羲氏”、“神农氏”，我们的氏族首领都被看成是伟大的发明家；黄帝行医、仓颉造字、唐尧制定历法等故事，也将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归结到列祖列宗个人身上，使其具有了“神格人”的品位。又如，与古希腊不同，中国古代没有构造出一个以该亚为源头的“诸神的谱系”，但却留下了一个以黄帝为源头的“宗族的谱系”。《史记》中有所谓夏、商、周三代王族的谱系，并将其始祖统统追溯到黄帝身上：夏的创始人是禹，禹的父亲是鲧，鲧的父亲是颛顼，颛顼的父亲是昌意，昌意的父亲就是黄帝；商的先人名契，契母简狄为帝喾之妃，而帝喾又是黄帝的曾孙子；周的先人是后稷，后稷的母亲姜原也是帝喾之妃，自然同祖于黄帝了。如果说我们从赫西奥德所记载的“诸神的谱系”中看到了一个想象中的超验的彼岸世界，那么我们在司马迁所记载的“宗族的谱系”中则看到一个想象中的经验的现实世界。前者的功能在于形成一种宗教的诱导力，后者的功能在于形成一种伦理的凝聚力。前者为从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转化进行了历史性的准备，后者为从祖先崇拜向伦理文化的过渡做好了历史性的铺垫。
与古代的西方人和古代的中国人不同，古代的印度人选择了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文明路径：同前者一样，印度人在婆罗门教的创立过程中完成了对图腾对象的神学加工；同后者一样，印度人在种姓制度的创立过程中完成了对血缘关系的进一步强化。
在古老的印度次大陆，哈拉巴文化时期便有了宗教的萌芽，其内容主要是崇拜自然，有着图腾崇拜的原始痕迹。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大举侵入，他们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融合，于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期间编纂了原始的宗教文献《吠陀》，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婆罗门教。与世界上的其他宗教相比，由于婆罗门教诞生的时间较早，所以内容也较为庞杂。一方面，它不像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那样，有《圣经》、《古兰经》之类的根本经典。而是将《吠陀》、《奥义书》、《往事书》，以及其后的各类法典统统作为教义的源泉。另一方面，它也不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有单一而明确的神，而是将成千上万个神明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
与世俗生活中的种姓制度相一致，婆罗门教的神也是分层次的。最高层次的神是梵，它不是一种人格化的神，超越时空，不具有任何形式，但却是隐藏在宇宙背后的绝对实在、终极本体。第二层次的神是梵的具体形态，显现为梵天、湿婆、毗湿努三大主神，以及他们的各种化身、配偶和子嗣。作为梵的具体化身，三大主神功能不同，梵天是世界的创造者，湿婆是世界的破坏者和重建者，毗湿努是世界的维护者。第三层次的神是人格化了的自然对象，如太阳神、月亮神、地母神等等，种类各异、名目繁多。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层次越低的神，越具有图腾物的原始痕迹；图腾越高的神，越具有远离图腾物的抽象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吠陀教诸神中除了占主要数量的自然神灵外，还有一些属于祖先和英雄人物的行列，他们是祖先崇拜和英雄人物崇拜观念的延伸。因此，吠陀中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既崇拜自然神灵，同时又尊敬亡人。” 所以，从文化形态上看，《吠陀》文本不仅处在从图腾崇拜向神灵崇拜或祖先崇拜相过渡的阶段，而且同时糅合了其中的两种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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