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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人类早期文明的三种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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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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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阶级社会，其硕大的墓室和豪华的城门似乎显示了一种君主制度的威力。当线形文字随着迈锡尼文明的衰落而消亡之后，希腊半岛的口头创作却因书面语言的消亡而活跃起来，留下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举世闻名的宏大史诗，于是历史学家习惯于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这段时间的希腊称之为“荷马时代”。
作为希腊城邦制度的准备阶段，“荷马时代”出现了两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是有了铁器，二是大量移民。铁制农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创造了更多的剩余产品，从而为私有制这一文明社会的前提创造了条件。马克思曾经指出：“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 作为营养充足、发育良好的人类童年，希腊人为了维护私有财产，需要建立一种文明社会。从逻辑上看，这个社会也许是在维护氏族统治基础上“改良”而来的专制政体，也许是在推翻氏族统治前提下“革命”而来的民主政体。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希腊人选择了后者而不是前者呢？这可能与“荷马时代”后期所出现的第二件大事有关，这便是海外移民。
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起，希腊人开始向海外大规模移民，到了公元前6世纪末，北至南俄草原，南抵尼罗河三角洲，东迄小亚细亚沿岸，西至西班牙海滨，都有希腊人建立的殖民城邦。或许，导致大量移民的原因是多样的，如人口的增多、土地的不足，战争的发生、集团的迁徙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抢占市场的商业动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随着希腊社会经济的发展，希腊的各种手工业品如陶器等大量出口，与陶器一起出口的还有橄榄油、葡萄酒等农业品。与此同时，希腊人向外购进大批谷物、金属，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所以，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世界的工商业迅速发展，市场也相应地要求有所扩大。而最早发起殖民的城邦，又是古典时代工商业较发达的厄吉那、科林斯、麦加拉、卡尔息斯、米利都等，于是人们不由自主地把殖民活动与抢占市场联系起来。”
那么，这种大规模的海上移民究竟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对此，英国学者汤因比曾有过如下推测：“跨海移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缘关系。一个船只能装一船人，而为了安全的缘故，如果有许多船同时出发到异乡去建立新的家乡，很可能包括不同地方的人——这一点同陆地上的迁移不一样，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的血族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跨海移民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原始社会制度的萎缩，这种制度大概是一种没有分化的社会生活的最高表现，它这时还没有由于明晰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在经济、政治、宗教和艺术的不同方面受到反射，这是不朽的神和他的那一群的组织形式。”“在海上迁移中，移民的社会工具一定也要打包上船然后才能离开家乡，到了航程终了的时候再打开行囊。所有各种工具——人和财产，技术、制度和观念——都不能违背这一法则。凡是不能经受这段海程的事物都必须留在家里，而许多东西——不仅是物质的——只要携带出走，就说不定必须拆散，而以后也许再也不能复原了。在航程终了打开包裹的时候，有许多东西会变成‘饱经沧桑的，另一种丰富新奇的玩意了’。” 接下来，这种“新奇的玩意”又反过来对希腊本土产生影响，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
本来，新的生产力水平所导致的私有财产的出现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氏族社会的存在基础；现在，跨海移民的行为方式更进一步加剧了血缘纽带的断裂。正是在这种断裂的基础上，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城邦制度出现了。希腊的城邦制度，以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为典范，实行了一种主权在民的民主政体。首先，每一位城邦公民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和机会，他们可以通过公民大会这一最高权力机构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其次，为了避免少数富人或家族控制行政职务，雅典城邦的绝大多数官职都是通过抽签选举而产生的。最后，为了防止官员的渎职和腐败，雅典城邦官员的任职年限都很短，一般一年一届，且不得连任。这样一来，整个城邦便成为一个由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家族、不同的公民个体相互制约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任何人也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任何人也不用依附于他人之下。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他的财产和能力，而不取决于他的家族和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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