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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汗开始，柔然、高车、突厥、吐谷浑、铁勒诸部等等北亚民族所建立的汗国，其政治首领皆称可汗，可汗在任期间，其可汗称谓前面，都各有一个修饰性名号，这个名号就是可汗号。比如，丘豆伐是社崘的可汗号，沙钵略是摄图的可汗号[11]。我在《可汗号之性质》一文中已经论证过，早期社会的政治组织，是从名号的分化展开其制度形式的，名号分化为官职与官号，官号与官职相依相伴，而可汗号是官号的最高形态，每个可汗都有可汗号，二者不可分离。这是早期社会的政治体（polity）共有的特征，而在古代北亚游牧社会的政治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我把可汗号看作北亚草原部族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传统之下，每一个新任可汗经过就职仪式，都会获得一个专门为他准备的可汗号。可汗号用以表彰可汗特有的品德与能力，因此每一个可汗都有只属于他个人的可汗号。虽然后任可汗也可能采用曾经使用过的可汗号，但这是个别的和偶然的行为，理论上可汗号是不能继承的，可汗号本质上就是为了使担任可汗的人具备全新的身份，这种身份既是至高无上的，又是唯一的和独特的。[12]
历史上，由于汉族中原王朝及其优势文明的存在，北亚草原部族的发育与进化，不可能避开这一无比强大的文化与政治力量的持续作用，而使北亚部族融合与发展的历史方向，受到某种命定意味的影响。一波又一波的草原部族进入长城以南的农耕地区，经历种种历史运动，最终失去部族面貌，而获得与农耕地区居民毫无分别的身份（Identity），此乃中国历史的特征之一，可谓老生常谈。但是，问题还存在着另外一面。在中原王朝的政治和文化持续而强烈地作用于北亚部族时，北亚部族的政治文化传统，也会在适当的时候，由于某种机缘，而反方向地作用于中原王朝，使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受到影响，由此生发出新的因素，进而形成新的传统。就本文所讨论的可汗号问题而言，我认为，唐代开始的所谓皇帝尊号的制度形式，其历史渊源，就是北亚部族特别是突厥族的可汗号传统。试论证如次。
朱熹说：“尊号始于唐德宗，后来只管循袭。”[13]据前引胡三省语，早在唐玄宗时，已屡次加上尊号，唐德宗不过因循故事而已，并非创始人。甚至连唐玄宗也不是创始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四“尊号”条：“秦汉已来。天子但称皇帝，无别徽号。……则天以女主临朝，苟顺臣子一时之请，受尊崇之号，自后因为故事。”[14]封演把皇帝加尊号的起始时间上推到武则天时期，无疑是有充分理由的。武则天在“革唐命”称帝之前，就已经由皇太后的身份“加尊号曰圣母神皇”[15]，称帝后立即“加尊号曰圣神皇帝”[16]，此后又连续加上尊号“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圣神皇帝”。[17]到神龙元年（705）唐中宗逼武则天传位后，还“上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18]。虽然武则天临死时“令去帝号”，改为“则天大圣皇后”，但她的确开创了在位期间一再加上尊号的传统，对唐代皇帝尊号制度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她之后，唐中宗先“加皇帝尊号曰应天，皇后尊号曰顺天”，又“上皇帝尊号曰应天神龙，皇后尊号曰顺天翊圣”。[19]唐睿宗虽然没有加尊号，但在位短暂，唐玄宗即位后，立即恢复了加尊号的传统，并且经他多次加上尊号的实践之后，皇帝尊号制度便被后来者视为不可置疑的传统与故事了。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其帝王部列有“尊号批答”、“尊号册文”和“册尊号赦”等几个门类[20]。可见加上尊号是唐代皇帝政治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
可是，在史事中对皇帝尊号循流穷源，就还要继续向前追寻。唐高宗上元元年（674），有一个重新确定祖宗谥号的“追尊”事件：“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简公为宣皇帝，懿王为光皇帝，太祖武皇帝为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皇帝为文武圣皇帝，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 [21]这在中国皇帝制度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变化，历来简洁的皇帝谥号就此变得十分繁复。后来高宗谥曰“天皇大帝”，应当是由武则天决定的。不过，在武则天之后，中宗谥曰“孝和皇帝”，颇有复古的意味。不久，在玄宗主持下，睿宗谥曰“大圣贞皇帝”，又回到高宗和武则天的老路上了。事实上唐玄宗走得更远，天宝十三载（754）二月甲戌，玄宗也重新给历代祖宗尊上谥号：“上高祖谥曰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太宗谥曰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高宗谥曰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宗谥曰中宗太和大圣大昭孝皇帝，睿宗谥曰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22]这是使后来皇帝谥号变得繁复冗长的一个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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