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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曷曾离此？数代之后，将无所回避”[60]。这个道理不是很难明白的，但为什么皇帝尊号传统还能够长久维持呢？从根本上说，是皇帝制度下的君臣关系决定的。在观念上和制度上，君主愈尊，则臣下批评的锋芒就愈不可能触及使皇帝显得尊崇的那些制度和传统。否定这一制度和传统的力量，只可能来自个别头脑清醒的皇帝本人。清康熙六十年（1721）三月乙丑，群臣上疏，鉴于康熙皇帝“以七十岁寿考之圣人，为六十年太平之天子”，建议上尊号“圣神文物钦明濬哲大孝弘仁体元寿世至圣皇帝”。康熙皇帝回答：“从来所上尊号，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乃历代相沿陋习，特以欺诳不学之人主，以为尊称，其实何尊之有？当时为臣下者，劝请举行，以致后人讥议，往往有之。……这所奏庆贺，无益，不准行。”[61]康熙讽刺历代尊号“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与封演所谓“颠之倒之”，意思一样。但康熙批评臣下，却赶不上封演批评皇帝。因为尊号传统的长盛不衰，决定于皇帝制度下的君臣关系，无论是从起源还是从发展看，使尊号传统得以维持的动力都来自皇权。
王国维在《遹敦跋》一文中，据西周金文中周穆王生前即称穆王，联系相关事例，提出，“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这些号都是“美名”，可见“周初天子诸侯爵上或冠以美名，如唐宋诸帝之有尊号矣”。[62]王国维讨论的正是与可汗号传统同一源流的周代王号和官号问题，他却敏锐地联想到了“唐宋诸帝之有尊号”，这真是深具天才的联想。从周代谥号制度兴起，经历了谥号与官号并存混用时代，到战国中期谥号已经全面取代官号。也就是说，随着华夏社会及政治的发展，从官号中分化出来的谥号，慢慢取代了王号与官号，这个过程与集权政治的成长与定型，有着正相关的关系。[63]所以，从汉代到唐初，并不存在皇帝号（即皇帝尊号）。可是，到唐代却又出现了类似周代王号的皇帝尊号，从华夏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内部逻辑，是找不到合理答案的。正如本文所努力揭示的，答案来自中原政治体与文化体的外部。
探寻尊号制度的起始，我们不能不重视突厥文化对唐代政治的渗透和影响。从进化论的观点看，可汗号与官号制度，本来是浅化与后进的北亚部族政治文化的古老传统，随着其政治体发展阶段的提高和政治文化的成熟，这种服务于早期政治组织的制度形式，理应向秦汉魏晋的中国制度靠近。可是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就这样表现于唐代皇帝尊号制度的形成与延续。在突厥等北方部族与隋唐的关系上，我们看到了交互影响，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影响都线性地指向历史进步。 [1]《隋书》卷一《高祖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1页。
[2]《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165页。
[3]《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卷九《玄宗纪下》，171页、210页、215页、223页、227页、235页。
[4]《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196页。
[5]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579页。
[6]《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 3792页。
[7]《资治通鉴》卷二二九胡注，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7389页。
[8]《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 3792页。
[9]《汉书》卷一一《哀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340页。
[10]《周书》卷七《宣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年，119页。
[11]《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录了沙钵略与隋文帝的往来书信，沙钵略信中自称“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隋文帝复信中称对方为“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可见始波罗即沙钵略之异写，也是可汗号全称的省写。见《隋书》， 1868页。《通典》卷一九七：“其勇健者谓之始波罗。”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年，5402页。沙钵略即始波罗同音异译，又译作沙钵罗，车鼻可汗时期有沙钵罗特勤，西突厥有沙钵罗咥利失可汗，皆以勇健为美称。
[12]罗新：《可汗号之性质》，待刊稿。
[1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九，中华书局，1986年，1017页。
[14]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四，见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1958年，23页。
[15]《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119页。
[16]《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121页。
[17]《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123-124页。
[18]《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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