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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步骤。唐玄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他是为了先予后取。就在追尊祖宗的第二天，他给自己加上了更加辉煌的“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的尊号。从《唐大诏令集》所载玄宗答蒋庆绪等上尊号表及答裴光庭等上尊号三表，可知他对自用“圣文”二字感到不合适，因为太宗睿宗的谥号里已经用了这两个字[23]。可见追尊祖宗，不惜改变古制，其实只是为自己道地。和唐玄宗一样，唐高宗追尊祖宗，也是要先予后取。就在追尊的同一天，他给自己和皇后武氏改变了称号：“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虽然改变称号与后来的皇帝加尊号究有不同，但这一改动从性质上看是为了提高高宗夫妇的名望地位，与后来皇帝所加尊号实际上同一轨辙，因此可以说，唐代皇帝加尊号，实以唐高宗改称天皇为最早。
唐高宗尊为皇帝，天下已无人可与抗礼，为什么还要改称“天皇”而画蛇添足呢？显然，这次“改称”，对高宗意义不大。从这次“改称”中受益的人是武则天。武则天虽然早在永徽六年（655）立为皇后，并且在显庆四年（659）逼逐长孙无忌，“自是政归中宫”[24]，“权与人主侔矣”[25]，但她毕竟只是皇后，她的权力来自高宗，是临时的和非制度性的，所以得不到制度的保障。麟德元年（664）杀上官仪之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26]。武则天这时已经在行使皇权，与皇帝无异。可是其权位的临时性和非制度性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从理论上说，一旦高宗去世，长君即位，武则天就自动失去对皇权的占有。因此，她必须发动某种制度变革，给自己占有皇权寻求制度保障。上元元年八月的追尊祖宗和改称天皇、天后，就是这一意图的体现。不把祖宗提拔上去，高宗夫妇就不好给自己加上“天”这样的神圣美名；不把高宗推为“天皇”，武后自己的“天后”就没有着落。天后既是装饰性美称，又是超越和凌驾历代皇后的新的职位，在这个新的称号下，武后获得了超越皇后职位的地位和权力，为进一步控制皇权准备了制度的基础。《资治通鉴》记上元元年这次变革，有“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27]，似是唐高宗的诏册原文。胡三省注曰：“实欲自尊，而以避先帝、先后之称为言，武后之意也。”[28]可谓得其确解。高宗死后，中宗即位，武则天的权力丝毫不损，还给自己加上超越于皇帝职位的“圣母神皇”的尊号，就因为她获得“天后”称号已经很多年了，她的权力早已获得制度的保障。
改变皇帝称号，背弃古制，毕竟是怪异不经之举。虽然唐高宗不惮于“自我作古”[29]，武后更是“旷世怪杰”[30]，但如此重大的制度变革，必定会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和灵感源泉。天后之称，自然是顺应天皇而来，那么天皇呢？我认为，天皇是从“天可汗”而来。自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四月“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并得到太宗允可后[31]，历代唐天子一直被“西北诸蕃”称为天可汗[32]，而且唐王朝“降玺书赐西域北荒君长，皆称为皇帝天可汗”[33]。唐高宗当然也是天可汗，在与“西域北荒君长”的会见仪典和文书往来中，高宗本人既被呼为天可汗，也自称天可汗。可汗“犹言皇帝”[34]，天可汗，不就是天皇帝吗？北族传统中，天可汗与天皇帝本无区别。直到耶律阿保机称帝，“国人呼之‘天皇王’”[35]；其子耶律德光称帝前，先“立为天皇王”[36]。天皇王应当就是天可汗的汉译。刘义棠认为天可汗即Tängri Qaghan一词之意译，突厥与回纥之登里可汗者，即天可汗[37]。武则天发动的“改称”变革，既得到可汗号传统的灵感启示，又直接借用“天可汗”称呼而转为“天皇”，皇帝尊号制度即滥觞于此。
对于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称呼，范祖禹批评道：“太宗以万乘之主，而兼为夷狄之君，不耻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师古，不足为后世法也。”[38]他的批评是否可取，这里暂置不论，但他把接受天可汗称呼视为重要事件，可以说是对唐代政治文化变化的一种洞察。只不过，李渊、李世民父子接受可汗称号，并不始于贞观四年。陈寅恪先生在《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中，考证李渊起兵之初，曾称臣于突厥始毕可汗，并接受可汗封号，只是“唐高祖所受突厥封号究为何名，史家久已隐讳不传”，但比较当时李仲文被突厥封为“南面可汗”，刘武周被封为定杨可汗，梁师都被封为大度毗伽可汗，李子和被封为平杨可汗，则“高祖所受封号亦当相与类似，可无疑也”。[39]《通典》载隋末突厥始毕可汗乘乱而起，称霸东亚，“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陵中夏。迎萧皇后，置於定襄。薛举、窦建德、王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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