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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之有也”[40]。李渊也是称臣并接受可汗封号者之一。李仲文、刘武周等既臣服突厥，突厥乃封以可汗，可汗必有可汗号，南面、定杨、大度毗伽等等，都是可汗号。只是李渊所受的可汗号，为史臣所遮掩，已无从考知。李世民自称与突厥有“香火之情”[41]，陈寅恪先生感叹“是太宗虽为中国人，亦同时为突厥人矣”[42]。加拿大学者陈三平（Sanping chen）研究唐代皇权继承问题时，也强调了李唐皇室的北族文化背景[43]。由此可见，当贞观四年唐王朝与突厥的政治关系发生颠覆性变化时，唐太宗欣然接受“天可汗”的称呼，是有深刻的历史缘由的。天可汗与此前李渊所接受的突厥可汗之间最大的差别，一定是反映在可汗号上。李渊的可汗号虽无可考，想来与南面、定杨、大度毗伽（解事）等大致相仿，足以体现与突厥关系中始毕为君李渊为臣的性质。而现在天可汗的可汗号，则体现了唐与突厥全新的政治关系。 更早被突厥尊为可汗的中原王朝皇帝，是隋文帝杨坚。《隋书》载启民可汗上隋文帝及隋炀帝表文两件，上文帝表直称“大隋圣人莫缘可汗”，上炀帝表提到“已前圣人先帝莫缘可汗存在之日”。[44]皆以莫缘可汗称文帝，显然是尊文帝为可汗，其可汗号就是莫缘。莫缘可能是突厥得自柔然的官号[45]，谷霁光猜测莫缘即莫何、莫贺之别译[46]，此处用作可汗号，其为美称，自不待言。根据陈三平的研究，莫贺、莫何、莫贺弗，从语源（Etymology）上看应当来自古伊朗语的Bagapuhr, 原意为“神之子”（son of God），与兴起于姬周的“天子”实有共同的远源，当然这个词汇传入草原以后经历了贬值（devaluation）过程，常常被用作部落酋长的官名[47]。如果这一研究可信，那么莫何作为名号分化而为官号与官职以后，官职虽然贬值了，官号却保留了早期的某些意义。隋文帝、隋炀帝对启民上表中的莫缘可汗受之泰然，不是曾经正式接受过这一称号，就是默许了突厥一方的如此称呼。谷霁光认为隋唐两代天子皆对突厥称可汗，从而把隋唐国家定性为“二元性帝国”[48]。从柔然侵逼北魏，到突厥凌驾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中原政权对柔然和突厥的可汗号制度已经相当了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并先后给阿史那氏皇太后上尊号为“天元皇太后”和“天元上皇太后”，就是以仿行突厥可汗号和官号的方式，来向突厥表达和解和改善关系的意向[49]。
因此，北朝后期到隋唐之际，由于突厥汗国与中原政权间复杂多变的关系，两者间密切的政治接触带来了文化交流。对可汗号制度的了解，对突厥所给予的可汗号的接受，使隋唐政治文化受到明显的和持续的突厥影响。事实上，基于对突厥可汗号制度的了解，隋唐朝廷也以向突厥封授可汗号的方式体现王朝意志。比如：隋文帝拜染干（突利可汗）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50]，隋炀帝赐内降的西突厥处罗可汗为曷萨那可汗[51]，唐高宗赐西突厥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52]，武则天赐步真之子斛瑟罗袭封继往绝可汗、寻改封竭忠事主可汗[53]，又赐突厥默啜为迁善可汗、立功报国可汗[54]，唐玄宗册立突骑施别种苏禄为忠顺可汗[55]，等等。隋唐朝廷向突厥赐予体现王朝意志的可汗号，反映中原王朝对于突厥政治文化中可汗职位与可汗号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仅了解，并且还能够主动加以利用[56]。
皇帝尊号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只有当唐代朝野人士对天可汗称号及相关的可汗号传统基本接受的情况下，唐高宗改称天皇一事才有条件实现；只有当武则天需要改革以寻求在制度上保障自己权位的时候，唐高宗改称天皇一事才有可能发生。武则天的政治需要，与突厥政治文化对隋唐的持续影响，这两个历史条件的结合，使唐高宗改称天皇、武后因而改称天后变成了事实。武则天“革唐命”之后，故技重施，多次加上尊号，无非是为了进一步树立权威，以震慑现实的和潜在的政治对手。中宗复位后，两次加上尊号，与韦后欲“仿武曌之前例行事”[57]，关系甚大。因此可以说，武则天和韦后时期发生的多次加尊号事件，都有其现实的政治背景，都是为了满足迫切的政治需求。而中宗给相王李旦“加号安国相王”，给太平公主“加号镇国太平公主”，也反映了突厥官号传统对唐朝政治制度的直接影响[58]。睿宗似乎对加尊号这一套做法没有什么兴趣，如果随后的玄宗也如睿宗一样，那么很可能皇帝加尊号的传统就此中断，并成为后人指斥武则天的又一理由。然而玄宗对他祖母的政治方略相当尊崇，对她加尊号的做法也效之不疑[59]。唐玄宗之后，皇帝加尊号已经属于唐代宫廷政治的故事与制度，并影响及于后世。
封演批评皇帝尊号“允文允武，乃圣乃神，皇王盛称，莫或逾此。既以为祖父之称，又以为子孙之号，虽颠之倒之，时有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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