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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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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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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两套体制，但自熙宗改制以后，就完全抛弃了女真旧制，全盘采用汉制。政治体制的一元化，是女真人汉化很彻底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朝建国之初，朝廷中枢权力机构实行女真传统的勃极烈制度，对于所占领的辽地，也一概搬用生女真旧制。如太祖收国二年（1116年）占有辽东京州县以后，“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21]即不管是系辽籍女真，还是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全都不加区别，“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22]但一到进入燕云汉地，这套女真制度便行不通了，于是只好因仍原有的汉官制度。史称“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23]就是指同时奉行女真旧制和汉制的双重体制。金初的所谓“南面官”，亦即汉地枢密院制度，故《金史》谓“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24]与此相对的“北面官”，主要指当时实行于朝廷之内的勃极烈制度。[25]
金初的二元政治存在于1123至1138年。汉地枢密院系天辅七年（1123年）始设于营州广宁（今河北省昌黎县），后迁平州，再迁燕京，天会间一度分设燕京和云中两枢密院，后又归并为一。至天眷元年（1138年），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结束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是熙宗汉制改革的结果。
早在太宗天会初，就有一些女真贵族的上层人物积极主张摒弃女真旧制，全盘改用汉制。《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曰：“斜也、宗幹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用汉官制度。”斜也即太祖弟完颜杲，太宗时为谙班勃极烈，与国论勃极烈宗幹同主国政，可见当时支持汉化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不过终太宗一代，仍维持着二元政治的局面。《金史》里虽有太宗天会四年（1126年）建尚书省的记载，但人们一般认为当时的尚书省是设在燕云汉地，与后来建立的三省制度无关。[26]金朝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直到太宗末年才提上日程，天会十二年（1134年）正月，“初改定制度，诏中外”。[27]由于太宗一年后就死去了，所以实质性的汉制改革是在熙宗朝进行的。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八月甲寅，“颁行官制”，是即“天眷新制”。[28]这是金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自金初以来实行二十馀年的女真勃极烈制度，“至熙宗定官制皆废”，[29]以三省六部制取而代之。同年九月丁酉，“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30]这不只是简单地改换一个名称而已，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汉地枢密院是作为双重体制中的一元而存在的，而行台尚书省则只是中央尚书省的派出机构。这两件事情的发生，标志着二元政治的终结和金朝政治体制的一元化。[31]
熙宗朝的汉制改革，从天会末年至皇统初年，大约持续了八、九年之久。改革的内容极为广泛，涉及中央职官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勋爵制度、礼制、仪制、服制、历法、宗庙制度等等，除了猛安谋克制度以外，女真旧制大都已被废弃，故宋人谓金朝“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32]这是金朝走向全盘汉化的重要一步。
（四）确立汉地本位
金人曾明确指出辽金两国国家本位的差异：“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33]辽金两朝汉化程度的不同，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辽朝始终坚持草原本位，而金朝在海陵王时代就已确立了汉地本位。
金朝前期，定都于金源内地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据说从太宗时起，就有迁都燕京的打算。《大金国志》卷二四《宣宗皇帝》（上）有此一说：“初，忠献王粘罕欲赞太宗都燕。”卷二二《东海郡侯》（上）亦云：“初，忠献王粘罕有志于都燕，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这两条文字均抄自《金人南迁录》，而《南迁录》是一部出自南宋人之手的伪书，因此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
据金朝方面的文献记载来看，大概在熙宗改制以后，开始出现政治重心南移的倾向。从天眷三年（1140年）至皇统元年（1141年），熙宗驻跸燕京长达八九个月，当时汉制改革的一些举措就是在此期间制定实施的。皇统二年与南宋订立和议后，金朝已占有大半个中国，在此情况下仍定都于远在东北一隅的上京，确实有诸多的不便。故熙宗时期不得不为此采取某些权宜措施，如官员铨选的地点，《金史》里有这样一条记载：“凡省选之制，自熙宗皇统八年以上京僻远，始命诣燕京拟注，岁以为常。贞元迁都，始罢是制。”[34]由此看来，迁都中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海陵王称帝后不久，即于天德二年（1150年）十二月废罢行台尚书省，这表明他已决意迁都中原。次年四月，“诏迁都燕京”，[35]同时派人扩建燕京旧城，营建宫室。贞元元年（1153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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