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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汉简研究四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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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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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简牍是20世纪初新发现的历史史料。在1901年的2月至3月期间,进人中亚探险的英国籍匈牙利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e Aurel Stein)和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Antlers Hedin)分别在尼雅和楼兰所得简牍是最先发现。 对中国史研究来说,在本世纪初出现了四项非用不可的史料,其一是殷代甲骨文,其二是汉晋简牍,其三是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敦煌文献,其四是故宫紫禁城的清朝档案,可称为行政文书。这四项史料,对以前仅利用正史文献从事历史研究者来说,是新出现的古代的一等史料,必须承认这些史料的价值并加以利用。同时,在本世纪后半期,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而大量出土的文物资料,我认为可将此列为本世纪的第五项史料。但是说起利用这些史料,存辩诸多难点。例如,汉代简牍与《史记》前后《汉书》所载不能直接印证即是难点。有些以文献为主从事研究者,因为不能直接印证,所以不利用新史料。对此也许可看作利用史料能力不足。 简牍所记全是日常事物。而中央官府记录是皇帝起居注等,斟酌起居注编纂实录,依据实录而作正史,而正史所载大多与简牍无关连。正是简牍所记汉晋的日常事物,通过正史是无法获取的。正史或史书所载大多是非日常性事物,对此应该有所觉悟。因为日常事物每天重复,其稀有性不为明显,所以不加记录,而仅记录带有稀有性质且非日常性事物。因此,要了解百姓的普通生活情况,则成了难题。历代史书只记录非日常性且带有稀有性质的事物,关于这一点,在阅读史书时应该有所认识。 有关汉晋简牍特别是汉简的发掘,1907年至1909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发掘,以及1930年至1931年,以赫定为团长的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的发掘,可称为本世纪前期汉简的代表性发掘。特别是斯坦因所得敦煌汉简,发掘后没过五年,于 1913年由法国人沙畹(Edouard Chavannes)将研究结果及大部分照片公开发表,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 当时,清朝灭亡后亡命日本京都的罗振玉、王国维,向沙畹索求了汉简照片,于1914年出版了《流沙坠简》,这是中国人研究汉简的最早出版物。然而此研究恰是在日本进行的,亦可以认为在日本的汉简研究的最初文论。 敦煌汉简总数仅700枚,尽管在书法研究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对汉代历史研究来说,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总数超过二万枚的居延汉简。此是指1930年至1931年出士的居延汉简,现在称为居延旧简。 赫定为团长的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得居延汉简,1931年被运到北京,在北京大学由马衡、余逊、劳干等进行释读。当初稿释文即将完成之际,日本侵略开始升级,居延汉简从日军占领下的北京被秘密地运至香港避难,后又被存放于美国。而劳干随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避难于四川省南溪,根据所带的一部分表里印反的照片,继续从事释文。1943年,以自笔油印题名《居延汉得考释释文之部》共四册,1944年以《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共二册出版发行。全数为300部,现在已成为贵重之书。 一般认为,油印本《居延汉简考释》一书传到日本后,日本即开始了汉简研究。其中,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森鹿三教授为主组成了研究班,于1952年开始了研究。当时,1949年由上海出版的铅字本劳干《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二册少量到手后,以此书为底本开始轮读。那时,我与在坐各位年龄相仿,是硕士三年生,成了该研究班的一员。此研究班历时二年结束。当时,与我同年龄的一些研究者,都放弃汉简转向了[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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