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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境内的古地道遗迹与宋辽金时代的战事

时间:2009-7-24 13:56:52  来源:不详
认为这应该是由北宋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构筑的军事防线。此后王树民先生又特意撰文对此加以考证,进一步明确指出永清境内的地道应开凿于澶渊结盟之前的宋辽战争时期,但他觉得从地道的规模来看,实不足以隐蔽大兵团,不能起到军事防线的重要作用,而大概只是当地百姓的防御性工事,主要用于自卫的目的。[7]这一结论是十分允当的,对此我没有任何异议。在此只是想就宋辽时期永清、霸县一带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做一点更具体的分析和说明,对王树民先生的意见略加补充。
  五代时,今永清县属涿州,霸县属莫州,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与契丹,其中就包括此二州。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柴荣率军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中的莫、瀛、易三州及瓦桥(在今雄县)、益津(在今霸县)、淤口(在今霸县信安镇)三关,遂以瓦桥关置雄州,以益津关置霸州,后宋太宗又以淤口关置信安军。于是此后宋辽两国便以巨马河一线为界,永清县在河北辽境,霸州在河南宋境。北宋前期,宋人一直有收复燕云十六州全部失地的意图,但宋太宗两度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在澶渊定盟前的数十年间,巨马河两岸始终是宋辽双方反复争夺的地盘。直到澶渊之盟后,辽朝仍不肯放弃对巨马河南岸的领土要求,庆历二年(1042年),辽兴宗趁宋夏交战之机,向宋索取后周时占领的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其中就包括霸州),结果宋以岁增银、绢各十万两(匹)才求得妥协。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发现的古地道就主要分布在永清至霸县和永清至信安镇之间,而这一带正是澶渊之盟前双方争夺最激烈的热点地区,当地人民的困难处境不难想象,其村落中的地道大概就是他们用于自卫的主要设施。
  关于雄县发现的古地道,目前尚无人加以探讨。今河北雄县,北宋时为雄州,辖归信、容城两县。如前所述,雄州也是周世宗北伐时收复的燕云故地之一,但雄县境内的古地道恐怕还有一个更鲜为人知的背景。雄州是宋辽边境地带一个很特殊的地区,虽然此地的州县官员一向由北宋任命,但它的领土主权却始终不明确,因之被称为“两属地”,当地的居民则被称作“两属户”(或称“两输户”),即他们既要承担宋朝的赋役,又须承担辽朝的赋役。雄州的这种特殊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呢?崇宁三年(1104年),河北缘边安抚使王荐在呈给朝廷的一份奏议中对此作了解释:雄州“与虏人以州北拒马河为界,其归信、容城两县两输户一万六千九百有馀,皆在拒马河南,系属本朝。自端拱初蠲其租税,而虏人复征之,朝廷恐其人情外向,于是复使岁纳马桩、牛草以系属之,缘此名为‘两属’”。[8]由此可知,雄州的两属地位早在太宗端拱初(端拱元年为公元988年)就已形成,而直到北宋末年也未有改变。辽朝虽在雄州没有常驻军队,但却时常派遣人马过河来巡防,或“驱马越拒马河放之”,[9]甚至还准备在雄州境内建立寨铺,因此难免与宋朝方面发生冲突。辽朝除了向雄州百姓征取赋税、支派差役外,有时还强行签发兵丁。熙宁九年(1076年),“雄州言:北界于两属费家庄六村各差强壮六十人置弓箭手,每夜更宿”。[10]当地人民不堪其扰。雄州百姓处于如此特殊的环境之中,为了逃避辽朝的赋税差役,可能有时候就不得不想方设法躲藏起来,雄县发现的古地道与永清、霸县地道不同,它显然不能用于战斗,而只是一个隐蔽所而已。另外,如果说永清、霸县地道主要只是在澶渊之盟前被利用的话,那么雄县地道则可能在整个北宋期内都发挥着它的作用。

三、宋金时期的河北地道与南宋初年的抗金义军
   宋金时期的河北地道与南宋初年的抗金武装有着直接的关系,要想知道当时的地道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构筑的,就必须对南宋初期的河北局势有所了解。
  宋徽宗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汴京第一次遭到金军围攻。二月,宋金双方达成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和议,金军自汴京城下退兵。自此时起,河北、河东百姓就自动纠结起来,“怀土顾恋,以死坚守”。及至北宋亡国,二帝北狩,黄河以北的中原大地终于沦入金人的铁蹄之下。时河北“忠义民兵等倡义结集,动以万计,邀击其后,功绩茂著”。[11]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李纲就任宰相后,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料理两河,于是命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对两河的忠义民兵进行组织、联络和整编,同时又命宗泽为开封留守,予以控驭。
  然而李纲因受到主和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排挤,在位仅75天就不得不辞去宰相,张所、傅亮在这种情况下也很快去职。不过在宗泽任东京留守期间,河北各地的义军一直都很活跃,其规模也日渐扩大。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宗泽病故,由杜充接任东京留守,杜充遵秉朝廷主和势力的意旨,对抗金义军多方掣肘,致使河北义军的抗金斗争转入低潮,一些势力雄厚的义军集团也分化为若干小股的游击武装。但就在这种十分困难的环境下,河北人民仍坚持了多年的抗金斗争,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成立的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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