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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境内的古地道遗迹与宋辽金时代的战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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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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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
地道之运用于战争由来已久，中外战争史上最常见的地道是作为一种攻城战术而运用的地道。就中国而言，这种地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墨子·备穴篇》即是专门针对地道攻城法而提出的守城方法，其中一法是：“穿井城内，五步一井，傅城足。……令陶者为罂，……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这就是所谓的“地听”。攻城地道一名“地突”，《东观汉记》卷一《光武纪》云：“或为地突，或为冲车撞城。”又《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太和二年（228年）十二月“诸葛亮围陈仓”条，裴注引《魏略》云：“先是，使将军郝昭筑陈仓城，会亮至，围昭，不能拔。……亮又为地突，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资治通鉴》魏明帝太和二年引此文，胡三省注称：“地突，地道也。”
上述攻城地道虽普遍运用于历代战争中，但却几乎没有任何遗迹保留到今天，而饶有趣味的是，在今四川合川钓鱼城内，残存着一段从城里通向城外的地道。钓鱼城是南宋后期宋蒙战争中的一处重要战场，开庆元年（1259年）宋将王坚曾坚守此城达半年之久，最终击退蒙哥汗统率的蒙古大军。今天我们看到的那段地道，就是由当时的守城者所挖掘，用以对付敌方的攻城地道的，亦即《墨子》所说的“凿穴迎之”的守城战术。宋人对这种战术曾做过详细的解释：“于城内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泉，令听事聪审者以新甕自覆于井中，坐而听之。凡贼至，去城数百步内有穴城凿地道者，皆声闻甕中，可以辨方面远近。若审知其处，则凿地迎之，用熏灼法。”[6]
然而在河北境内发现的古地道，与上述攻城地道的性质是大相径庭的，它是在平原地带构筑的一种防御性的地道。与攻城地道相比较，它的规模要大得多，而且显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开掘完成的。但是在传世文献中，却没有留下有关这种类型地道的历史记载，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对它进行详审的研究。 二、宋辽时期的河北地道
对于今天河北境内发现的古地道，人们一般认为是两宋辽金时期的遗物。确实，在元、明、清三代，河北地区似乎没有大规模构筑地道的必要，而地道中出土的宋代文物又表明它们不可能早于宋代，况且宋辽金时期河北特殊的历史环境又确实有开掘地道的需要，因此关于河北地道的大的断限问题应该说是不存在疑问的，现在需要明确的是各处地道的更具体的时代，并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做出恰当的解释。
谈及地道的时限问题，首先应考虑宋辽金时期河北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北宋与辽朝在河北地区系以巨马河（或作“拒马河”，亦称白沟河）为界，澶渊定盟前，宋辽双方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两国边境地区更是饱受战火蹂躏；自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订立澶渊之盟，直到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依宋金海上之盟攻辽燕京，其间百馀年，宋辽双方没有发生过战争，但处于两国边境地区的巨马河沿岸（主要是巨马河南岸北宋一侧的部分州县）仍经常遭到来自对方的骚扰，致使当地百姓不遑宁居，这个问题下面再作详细解释。
南宋与金朝的边界，自绍兴和议（1142年）后确定为淮河至大散关一线，因此整个河北地区都在金朝的版图之内，但在绍兴和议成立之前的十馀年间，河北境内（主要是巨马河以南的原北宋故地）的许多州县都有抗金义军在进行游击战，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正可以解释地道的出现。
根据以上分析，再考虑到各地地道遗址中出土的有关文物以及当地的民间传说等因素，我认为永清、霸县地道和雄县地道应属宋辽时期的文物，而蠡县和邯郸地道则是宋金时期构筑的。仅从地理位置来看，永清、霸县（宋霸州）和雄县（宋雄州）均处于巨马河两岸的宋辽边境地区，这些地方发现的古地道理应与宋辽战事有关；而蠡县和邯郸在北宋时地处内地，实无开凿地道的必要，因此它们只能是宋金时期的遗迹。
关于永清、霸县的古地道，在1989年召开的“永清县古战道考察及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普遍认为当地的民间传说是可以信据的，即这些地道是宋辽战争遗迹；另外从地道工程之浩大、所用青砖规格统一等情形来推测，人们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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