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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苏维埃区域的社会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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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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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開闢一個自下而上的渠道的問題。上下無法打通，自治何為實現？梁漱溟很生動地指出：地方自治法規是專等「你犯了錯即送官去辦，送官之後是打是罰一概不管」。而鄉鎮長/所長的職責是處理 一，違犯行政法令者；二，違抗縣區命令者； 三，違犯鎮自治會公約或一切決議案者；四，觸犯刑法與刑法性質相同之特別法者。」19 這種自治幾乎還是自上而下了。
中共在大革命失敗後八七會議上總結失敗的經驗教訓就指出失敗在於中央跟著國民黨中央提「死板」的組織「農村自治」，即「全國農協訓會說：『建立鄉村自治以鞏固農民之勝利，而消滅鄉村中之無政府狀態』」20。
那麼中共將會與國民黨走上一條甚麼樣不同道路呢？農會又將會面臨甚麼樣的前途？ 三、秩序與運動──蘇區的農會
許多學者指出：中共這時期的政權建設呈現出一種與國民黨完全不同的取向，即自下而上的傾向。「共產黨」與國民黨政權採取了不同的行政策略，它的手段是「動員社會以使之就犯於自己致力於建立的國家政權，而後者則是要拓展現存國家政權的邊界以納入社會。」這指的是由共產黨不斷地發動與鄉民生活密切相關的運動，「並伴之以農會，互助組等大量新型組織的建立，他們被調動起來，在生產之餘投身到運動中去以維護和爭取自己的切身利益。」21通過農會、互助組、農業合作社、民兵組織等等構成「組織網絡」是共產黨所發明的一種全新的組織和動員技術，使它「創造一個忠實於國家的組織，而這一組織又牢固地扎根於自然村之中」，從而擺脫了國家政權「內捲化」的陷阱。建國後舊政權通過土改，將自己的權力延伸到鄉村社會的內部，將一部分積極份子吸收為農會幹部，共產黨員，由他們取代傳統的鄉紳或舊的鄉村「精英」。這種「新的國家政權建設是遵從馬克思的國家學說從經濟基礎的改造入手，推及上層建築的變革。」22
但雖然中國共產黨通過這些組織體系將自己的政權深入到鄉村，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組織設置自然地發揮作用，也不意味著它能打破國民黨在農會組織體系中即已出現的「空架子」、「人亡政息」、不能有效地組織和發動農民、不能使之成為真正的擺脫血緣關係的農民的自組織等等問題，實際上這些問題在中國共產黨農會建設中均是不同程度的存在的，只不過共產黨會以另外的形式來解決，並不會像國民黨那樣束手無策。
本文試圖對中共在組建貧農團/農會中遇到的困境加以闡述，並在此基礎上分析中國共產黨是如何打破如上的困境的，進而考察中共的出路求訴中存在的問題和對今後的歷史有著的深遠影響。
1、從「一切權力歸農會」到蘇維埃政權的建立
1927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中共中央通告農字第八號》中附的《中央農委對於政權問題的決議案》中指出：「農民在鄉村中打擊封建地主的時候，農民協會應成為鄉村中唯一的權力機關」23。7月20日，在此基礎上中共中央和中央農民部共同發出的《中央通告農字第九號》指出：「土地革命的成功必須推翻封建土地的鄉村統治，建立農會形式的革命政權。」並且指出：農會已不是「一種職業組織，而是以窮苦農民為主幹的鄉村的政治聯盟。」24
共產黨指出的「一切權力歸農會」是對於蔣介石政權叛變革命打擊農會的一個直接的反映，在農村中堅決清除土豪劣紳和舊官僚。但後來黨的「六大」通過的《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提出，當鄉村開展暴動時，當地黨部應以農民協會為基礎組織革命委員會這一臨時形式的革命政權而不應以農民協會為政權，革委會是過渡形式的政權，它要逐漸發展為代表會議（蘇維埃政權），以此執行農會的所有工作，沒有農會的地方直接建立蘇維埃。25「六大」的這個決議案一方面是由於農會畢竟是一種群眾組織一哄而散的群眾大會解決不了甚麼問題，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以農會為基礎的革委會以至蘇維埃政權邏輯上在洗刷了反動份子後其性質與農會是一致的：即在鄉村中的蘇維埃也是農民自己的政權（在其它層政上還有別了「工」「兵」代表一起組成）因而農會也就沒有必要了，所以農會自此逐漸被取消了。
如果事情到這就完結了，那麼可以說共產黨走的道路和國民黨沒甚麼不同，其當初領導農會發起的對鄉村秩序的巨大沖擊也只能說是它與國民黨處於不同的地位而採取的更激烈的手段，當它自己成為政權的主導者，對於自我政權的維護和對秩序的關注又會使它陷入與國民黨政權相同的漩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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