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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发兵”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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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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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8年）十二月，济南太守公孙遂督两将征朝鲜，因楼船将军行动不及时，即以节召楼船将军入左将军营计事，并命左将军麾下执楼船将军，兼并其军队8。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东方盗贼猖撅，使光禄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击贼9。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闰四月，戾太子以节发长乐宫卫士，又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因侍郎莽通告胡人“节有诈”而不果；太子又以节令护北军使者任安发兵，任安知节有诈，受节而不发兵10。到东汉时，以节发兵越来越普遍。如光武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八月，命太中大夫伏隆持节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国11。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冬，以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讨零吾12。类似例子不胜枚举。但以上著作在说汉代发兵信物时，没有一部提到节的。
汉代初期，还曾以羽檄作为征发军队的信物。《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十年九月，代相国陈豨反，帝谓左右说：“非汝所知也，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唯独邯郸兵耳。”颜师古注：“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这条材料又见《西汉会要》卷57《兵二》。所以陈傅良说汉高祖时，“材官骑士散在郡国，虎符与檄召而后来”。以后，因羽檄而发兵的记载还屡见不鲜。但我认为，羽檄本身并不是一种发兵的信物。因为，羽檄不具有强制发兵的效力，见到檄的地方不一定非发兵不可。如，汉高祖说：“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又如，淮阳王更始二年（公元24年）二月，刘秀与王郎都以羽檄向渔阳征兵，渔阳长官了解清楚刘秀是帝室之胄以后才以兵应之，而王郎的羽檄未被理睬13。而且，羽檄是很容易造伪的，如，淮南王刘安为了达到发兵造反的目的，就使人诈作羽檄，说“南越兵入”14。又如荆州刺史王叡与武陵太守曹寅矛盾，曹寅“诈作按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檄移（孙）坚，说叡罪过，令收，行刑讫，以状上。坚即承檄勒兵袭叡”15。
史书上还有很多矫檄的记录。由于檄容易被伪造，王朝也就不可能强行规定见檄必发兵。
羽檄应是一种表示紧急情况的信物，统领军队的长官可以不经中央批准即调动军队，参与所需的军事行动，这一点后面还将进一步论述。
玺书或诏令也是汉代调发军队的信物。
卫宏《汉旧仪》：“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帝信玺，发兵，征大臣。”16又《隋书》卷11《礼仪志六》云：“皇帝信玺，下铜兽符，发诸州镇兵；下竹使符，拜代征召诸州刺史，则用之。”
《隋书》所说是魏晋南北朝的情况，但应是与汉制相仿佛。按，汉代玺书，又名制书，又称制诏，王国维《屯成丛残考释》简一、二，释汉宣帝神爵元年所赐酒泉太守制书，引蔡邕《独断》云：“制书，其文曰制诏三公、刺史、太守、相。”又云：“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重封。”王：“故汉人亦谓之‘玺书’。”17又《汉书》卷63《武五子传》，卷69《赵充国传》，书皇帝的玺书为“制诏”18。可见，以玺书发兵应该就是《汉旧仪》所说的“皇帝信玺”发兵，而以诏书发兵很可能即是玺书发兵的另一说法。所以《后汉书·杜诗列传》说：“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学者们都没有论及玺书或诏书为发兵信物这一点。 二 汉代发兵信物的使用方式及管理
《汉书》卷4《文帝纪》：“二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19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顺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
汉代虎符是铜制，分成两半，右半部分留京师，左半部分发给有关地方长官，上面用篆书刻写了“一、二、三、四、五”等字样。王国维《屯戍丛残考释·杂事类》说：“汉晋兵符，每字中分，以为合符时之验。”当中央王朝或地方需要调动军队时，就派使者去合符，两半符的文字能够完全合起来时，就可发兵。汉代对于虎符的使用有很严格的规定。虎符一般要与玺书或诏书同时使用，《汉书》卷35《吴王濞传》：“七国败，弓高侯告胶西王卬曰：‘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去义国……王其自图。’卬遂自杀。”诏书与虎符同时使用，虎符是发兵信物，诏书则是为了明确统兵长官的职权和任务，以免造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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